致敬中国疫苗背后的英雄！(36)

对梁宏阳来说，最初阶段的工作主要是“两条线”：一是查阅资料，尽可能了解掌握新冠病毒的特点,初步设计工艺路线；二是与相关方面密切沟通，在北京所进行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的概念设计；两条线上的工作都非常重要，需要同时推进，每天起早贪黑，忙到半夜是常态。
初入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从安全角度看，新冠病毒的培养、动物感染实验应当在生物安全三级（P3）及以上实验室开展。当时北京所还没有P3及更高等级的实验室，于是梁宏阳与其他几名研究人员前往位于昌平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将那里的P3实验室作为研制新冠灭活疫苗的主战场。
转战P3实验室时，具体的难题又来了：CDC进实验室的都是纯科研人员，而制作疫苗是应用研究，两者区别极大。为了保证安全，CDC的专家们对梁宏阳和同事进行了理论和实操的培训，只有通过考核才有进入P3实验室的资格。
细胞制备组组长张颖第一批进驻P3实验室的人员，回忆起考核的严格，她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为了防止病毒被带出实验室，被测者的防护服上涂抹上了一层荧光粉，操作不当就会导致荧光粉粘在衣服上，用紫外线照射后这些粉末就会发光，“身上亮晶晶的就是不合格，”张颖说。
经过突击学习，梁宏阳跟同事们很快就通过考试。“CDC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平时都操作小剂量的病毒，但我们要做疫苗，操作的量要大得多，CDC的工作人员担心一旦有失误，就会造成无法设想的后果，”梁宏阳说，“所以，我们当时又通过了多次的风险评估和模拟实验，在证明实验设计和操作万无一失的情况下，CDC允许我们进入P3实验室开展研究。”
进入了P3实验室，意味着梁宏阳团队要开始直面新冠病毒这个对手，真正的挑战也开始了。
“关键时候冲上去”
与北京所的实验室相比，P3实验室的负压环境程度更强，要求工作人员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不能超过4小时。“从负压环境里出来就像脚踩着一团棉花，很疲乏，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梁宏阳回忆。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梁宏阳和同事们就尽量少吃少喝，不去厕所。这些对于梁宏阳并不陌生，以前他在北京所的实验室研究IPV疫苗时也是这样，工作时几乎不喝水，一待就是7个小时，健康因此也受到了损害。
就在研究进入到细胞接种病毒环节的前一天，梁宏阳突然犯了痛风，左脚脚踝疼痛难忍，无法下地走路。得了痛风需要多喝水，加速身体代谢、缓解症状，但实际工作中又很难做到。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实验，梁宏阳吃下了大量止疼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