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组建“剿总”是蒋政权最后的疯狂？详解蒋军指挥体系变迁

1945年12月31日，鉴于对南昌日军的受降工作基本完成，且所辖之赣西南地区已无“敌情”，自1938年6月起成立了七年多的第九战区被明令撤销，司令部机关并入第六战区共同组建“武汉行营”，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薛岳一夜之前成为了“下岗工人”，只好避往上海闲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战区的司令长官如胡宗南、顾祝同、刘峙、余汉谋等将领，则纷纷出任新改制的各“绥靖公署”主任，其真实原因，是由于第九战区在长衡会战中的惨败和逐渐不那么听招呼，薛岳实际上已经失宠。

截止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的1945年6月，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体系和作战序列，已经调整为三大行营和十二个战区（冀察和鲁苏两个游击战区被撤销），其中赣州行营主任顾祝同，有权节制第三、第七和第九战区的作战事宜，也就是说，原来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升官了，理论上成为了薛岳的上级，那么“老虎仔”当然不爽，早就不想干了。
而在对日受降完全结束后，重庆当局面对全国民众的和平呼声，只好表面上做出姿态，一边电邀延安方面前来谈判，一边着手修改其指挥机构和军事单位的称谓。毕竟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再设立对外战争的“战区”就不合时宜了，所以从重庆谈判开始以后，老蒋下令将原各大战区逐步根据受降地和现有防区，重新划分管辖区域并更名为“某地绥靖公署”，其实无非是换个牌牌而已。
“绥靖”两字本来是有绥靖地方治安之意，军事化色彩和战争意味都不浓，也算是老蒋为国共和谈地进行应个景，同时对国际国内的舆论有所交代，于是从1945年底开始，原有的十大战区都不复存在，一堆“绥靖公署”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