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组建“剿总”是蒋政权最后的疯狂？详解蒋军指挥体系变迁(3)

所以各绥靖公署的主任就是以原各战区的司令长官改称的，有权节制和提调辖区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区别在于，大部分的绥署主任不再兼任“省主席”，以显示不再以“军人干政”的原则，比如我们知道薛岳在抗战期间就曾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同时兼湖南省主席。

二、解放战争初期南京当局尚能实行“军政分开”的体系。
抗战末期保留的三大行营，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是代表最高统帅的军事派驻机构，日本投降以后，为了接收地盘和接管权力，仍然沿用了这一机构名称，其中李宗仁的汉中行营调到华北组建了“北平行营”，同时新设东北行营、武汉行营、西北行营和重庆行营。“行营”为某一战略区的最高军政指挥机构，下辖各绥靖公署、绥靖区、警备总司令部等军事单位，同时也管理当地的民政。
也是为了搞和平气氛，前述六个行营在1945年底至1946年夏秋，全部改称为“行辕”（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淡化了其军事色彩，所以至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蒋政权的权力架构设计其实是军政两条线的，在几大战略区分设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行辕”，行辕主任在军事上指挥各绥靖公署（下辖绥靖区或警备总司令部）、在政治上则领导各省主席（下辖各市各县），还算是比较正规的官僚体系。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剧照）
以李宗仁的华北行辕为例，军事上有权指挥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傅作义的张垣绥靖公署，政治上有权领导华北地区五省和三个特别市的政府，包括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五省，以及北平、天津和青岛三个特别市。尽管李宗仁是杂牌的桂系老大，并不被老蒋所信任，两个绥署主任和五个省主席、三个市长基本都直接向南京对口单位负责，但是他们理论上还都是李宗仁的部属，表面上的服从也是必须的，这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