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组建“剿总”是蒋政权最后的疯狂？详解蒋军指挥体系变迁(7)

四、各“剿总”实行的军事独裁对民生破坏极大。
比较特殊的是西北区，尽管在抗战胜利以后就组建了以张治中为主任的“西北行营”，驻地为甘肃兰州，但是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黄埔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央军和“马家军”之间的矛盾，西北行营的辖区从组建伊始就不包括陕西省，而是管辖甘肃、宁夏、靑海和新疆等西北四省之军政事务。所以在西北行营更名为西北行辕、第一战区改制为西安绥靖公署以后，两者之间仍然没有隶属关系，胡宗南和他的绥署部队直接受南京“国防部”指挥。
与此同时，我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的作战区域仍然局限在陕北地区，在甘、青、新等省份并无战事，所以西北行营也就没有没有改组成为“剿总”的必要，如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期的五大战场上，蒋军只出现了四个“剿总”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胡、马两股敌人后期不能形成合力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矛盾，另一方面是“马家军”归西北行辕指挥，而胡宗南的部队单独组建了西安绥署，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统一指挥的机构。

按照1948年8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形成之决定，各剿总在总司令部驻地之外，可视情况再设“某地前进指挥所”，以下为兵团、军、师等作战序列及各大中城市的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多由黄埔嫡系的副总司令兼任主任，比如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指挥第六兵团和锦州守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也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指挥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的作战等。
这也是老蒋重用嫡系、削弱总司令权力的一种手段，以方便其实施军事独裁，因为卫立煌、傅作义等人，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忠诚，而刘峙又是个草包，此为“剿总”的基本军事指挥体系。同时在剿总机关还设有“政务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等等，分别管理民政和财政等事宜，与之前的“行辕”性质大同小异，区别在于“剿总总司令”实现了军政一元化管理，集某一战略区的所有大权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