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奇遇记(2)

“盲流”的缘起
田林县与贵州册亨县隔南盘江交界，我们外出必经的公路上车点旧州，离界江不过10公里。1970年正是“遵义会议”35周年，当时宣传得很火，我们那时还是一脑袋意识形态，也想去“瞻仰圣地”。于是计划过江去贵州，到贵阳、遵义走一回，再经黔桂线回到同样相邻贵州的河池地区探家。
旧州到贵州本来有条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战时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后方交通线。它从百色经田林过南盘江入黔，由东向西穿过整个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入云南，直抵滇东的罗平。一直到我们插队的当时，它都是田林县境内唯一的全天候公路。但是很倒霉，就在我们筹划此行时，贵州境内一场暴雨，过江后的公路中断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说水毁严重，一时半会无法修好。遇雨断路，在那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即便是滇黔桂公路这样的“全天候”干线，乃至山区铁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悬乎了。不过，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行前已经听说路断了，仍然决心走过去！没想到，这一走我们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窜犯”，经历了好些天的“牢狱之灾”。
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只要走出“户口所在地”，原则上都需要政府开具证明。否则你连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亲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也在公社开了探亲证明。当时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是个“四野”南下干部，对我们几个过年都没有回家的知青比较欣赏，正打算给志先评“先进”呢，听说我们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贵州，他还是觉得很诧异，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吧。而且公路都断了，你们也走不了呀！
但他的口气并不严厉，我们只当是关心，并没有往心里去。而且开出来的证明就是“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也许是当时我们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开证明的人知道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宁，也就不一一写明目的地和路经。我们觉得这样的证明可以到处走，不会影响我们去贵州。于是8月初的一天，我们就上路了。知道旧州已经没了班车，我们也就没赶夜路，这是我们很少的几次白天出山到旧州过夜。
在旧州简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发了。贵州境内山大沟深，比广西这边的路段要险峻得多。旧州到册亨，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里程却长达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峡谷公路和盘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战照片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犹有过之——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二十四道拐并不在真正的滇缅公路上，而是在滇缅路再往东同为抗战通道的旧滇黔路晴隆县境内，而晴隆与我们此时走的册亨都属于兴义地区，地形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