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奇遇记(7)

就强制收容而言，那是全国的现象，我们如果外出在广西什么地方丢了“证明”，也同样会被当成盲流抓起来，与“贵州很乱”与否并无关系。如今有些小青年听父辈讲文革时“大串联”眉飞色舞，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凭个红袖章就能走南闯北，甚至上百万人涌进北京也不用“进京证”，就跟庚子年老佛爷招几十万义和团进京似的。其实文革时盛行的就是强力推动两个极端：上面号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联”，不仅全国游逛车船食宿一切免费，甚至正常生产运输都要让路。而一旦上面不号召，你自己出行就成为“盲流”、“流窜”，乃至有牢狱之灾。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畅游天下，那个时候也是寸步难行。那个时候非常“言论自由”，那个时候却也钳口禁言道路以目。说实话，我们当时之所以公路中断后还要徒步“盲流”，一部分原因也是几年前曾有过徒步“长征”串联的经历，直到下乡后尚有余勇可贾。
却不知那时“奉旨而流”与此时的无旨盲流完全不同。
不过另一方面，现在回想，那次铩羽而归其实也并非一无所获，壮族与布依的关系、黔桂两地的文革异同，乃至一路山水民风都使我长了见识。我们这些知青在南盘江南岸待了那么些年，去过江北的没有几个人，我们也可以此自夸了。而亲历“盲流”的强制收容，更对我如今的一些研究有益。人生不论顺逆，其实都是大课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