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奇遇记(6)

那时的确没有“暂住证”，人们外出办任何事都要一事一开“证明”，时间地点事由都要严格写明，我们想在一江之隔的邻县旅店“暂住”一晚都不可能，哪有让你跑到北京“暂住”一年或更久，“北漂”着找工作的可能呢？我们在农村那时年年出“民工”，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民工”都是被征调无偿服劳役的，就像孟姜女她老公去修长城，哪里会有什么“薪”可欠？当然这不是说“暂住证”和歧视“农民工”就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的改革要向前走，而决不能向后倒退。
两天后我们回到旧州，我以为就可以回平塘去了。但老刘说我们还得到县城，因为册亨县公检法只能向田林县公检法办移交，不能交给下面的公社，更不能擅自“释放”我们。于是我们在旧州坐班车到了县城（总算不用走路了）。县里早就与平塘公社取得联系，一见面就当着老刘的面“释放”了我们，还对他说：公社说这两个知青表现不错，感谢你们把他们送回来。临别时老刘还与我们吃了顿饭，也算是“不抓不相识”了。
县知青办的人还告诉我们，杨福宗的气消了，说是你们还可以照旧评“先进”，回去再给你们补个证明，回家探亲去吧，只是再别去“盲流”了。
我们后来还是各自回了家，只是这“长假”已经在跋山涉水和囹圄中耗去了大半。回想这一路，我们往返跋涉近500里，被关押一周，前后花去两个礼拜，吃够了苦头，乘兴而去，铩羽而归，怨谁呢？我们一路上可以说没有碰上一个恶人，无论是发了脾气的杨书记，扣押我们的军管会，还是押解我们的大老刘，都是公事公办，对我们并无恶意。就是收容所里那些“盲流”和“流窜犯”嫌疑们，对我们也还可以，起码没有像孙志刚收容所里那些人那样揍扁了我们。
那么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过错吗？我们没偷没抢，丢了证明是倒霉，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罪过不是？黔桂边界上的广西人，办了“签证”入境贵州，不慎失落“签证”就成了“非法入境”，作为“偷渡客”被押解遣返——这是同一个国家内应该发生的事吗？如果这些环节中有一个环节碰上个坏人我们又会落得如何结果呢？
其实这一路上，贵州基层社会给我的感觉是治安并不坏，民风也淳朴，像板用知青接待素不相识的我们投宿，现在人际间也难有这样的信任。反过来看，广西当时政坛倒是高压之下铁板一块，但基层无论经济、百姓生活还是治安也不比贵州好到哪里。我们这边的知青屋还不如他们那边的好。后来我们同村知青还有招工去了贵州谋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