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化之源｜杨宏海：打工文学深圳创造的文化品牌(2)

1984年，打工青年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特区文学》第3期上，小说主人公进城打工的经历，让读者看到由小农经济到大工业文明的转变带来的生存竞争的严酷性，但当时这篇小说尚未引起文坛重视。当我发现它是我阅读视野中第一篇反映特区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时，便将其定位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
与此同时，我发现诞生于1986年7月的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大家乐”活动，是为广大打工青年提供一种自荐、自娱、自演的群众性文化方式，即表演者自愿报名，需交费5角钱就可上台表演，听众免费，“唱得好给掌声，唱得不好给笑声”，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打工文化”而盛况一时。
1988年，宝安区文化局创办《大鹏湾》杂志，其中我读到张伟明的两篇小说：《下一站》与《我们INT》，小说展现出鲜活的打工生活及人物形象，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联系当时接触到相关题材的作品， 我意识到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已经出现，随即写信向《特区文学》总编戴木胜推荐。不久，《特区文学》1990年第1期发表了《下一站》。同年，我在《深圳特区报》发表《深圳文坛绽新花——读宝安县文艺杂志< 大鹏湾>》一文，率先评价该刊发表张伟明等人反映打工生活的“打工仔文学”。又在广东《文化参考报》第5期以《宝安杂志< 大鹏湾> 很有特色》为题，专门评价这种与“打工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学形态。尔后，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在《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我亦在报纸上评介。自始，林坚和张伟明的作品，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然而，真正让打工文学发生广泛影响的是安子的打工纪实《青春驿站》。1991年，该作品先后在《深圳特区报》《文汇报》连载，作品以一种“挑战生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喊出“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激荡着千百万打工者追梦的心，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我在深圳广播电台参与主持“打工天地”节目，开始评介。那一年，我在广东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坛报》第2期发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的文章，正式提出“打工文学”这一命名。同年10月8日，《特区文学》编辑部主办“中国经济特区文学研讨会”，我以《一种新的特区文化现象：打工文学》为题发言，引起与会者关注，《文艺报》对此做了报道。上海《文汇报》也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
1992年，我与宋城等几位同仁策划并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共八册，其中由我主编《青春寻梦》报告文学集并作序），这是打工文学作品首次正式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