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边走边唱，逆时而行的吟游诗人（上）(11)

“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的一份子。”
陈凯歌从不避讳谈论文革，也不隐瞒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他曾经是“群体”中的一份子，被裹挟着对人施展过暴力，其中一个，还是自己的父亲。
他下乡到云南的时候，领略过高原景色的绝美，山林甚至成了他忏悔的“教堂”，他在自然中得到宽宥，懂得生命的尊严和自由。他站在原野上，从群体的癔症中走出来，懂得天大、地大、人也大，他从悠悠白云中看到作为真实的自己、顶天立地的个人所应有的价值。

红太阳渐渐在他内心落下，他有了新的信仰。然而一纸政令，高原的山林即被无情摧毁，“远望，旧日的青山仿佛插满图针、解剖过的一具具尸体”。
此事对陈凯歌震撼颇大，他的精神寄托之所被践踏了，自然生态被人为地破坏。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他感到对山林不起。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的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很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在后文革时期，控诉之声不绝于耳，陈凯歌是难能可贵地兼具反思现象和自我批判的人。

《孩子王》是陈凯歌初次反思文革之作。下乡知青老杆儿被安排去做了一阵子的乡村教师，他不教课文，不再在黑板上抄写“东方红，太阳升”，而鼓励学生们写作，教他们写熟悉的事，赞扬他们“上学走”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