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边走边唱，逆时而行的吟游诗人（上）(9)

《妖猫传》里，金吾卫奋起“造反”，杨贵妃不得不承担起男人权力斗争的罪过，以弱小身躯为集体的暴动买单。
群体成了乌合之众，也就成了恐怖之源，众恶之首。群体压力把个体理智侵榨，悲剧在一幕又一幕重演。重负之下焉有真善？恐惧之内焉有美好？
“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互不相让，拼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存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并无心态上的大区别，只是所求稍有不同罢了。……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证明，我才是我。”
崇拜、仇恨、恐惧，成了环环相扣的情感链条，把神圣与卑微、极权与革命、造神与暴乱以奇特的张力衔接了起来。个体必须把自己搁在了集体里寻求同一，获得安全感。而这样的“融入”却以真情的背叛、自我的阉割为代价。
哪里才有理智的、健全的个人来拯救集体的失明？

石头从供奉的椅子上走下了，程蝶衣回到自身痴狂的艺术世界中化蝶而去，赵氏孤儿出于爱的选择而不是因为私仇拔起的剑，鬼狼脱下黑袍还天地真心，贵妃知而不言宽宥虚假。
乌合之内少有的自知者。他们终于“自个儿成全了自个儿”。
我们被抛掷进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何安下”
面对生存之难、情欲之烈、欺骗之冷、假道德之虚、非我力量的胁迫，甚或是自己内心中那一点即燃的私心恨意，“我”是被煽动蛊惑，还是等待拨云见日、识破幻术？“
问到个人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当所有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陈凯歌，在电影里一次又一次地发问，集体和个人的边界在哪？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在哪？哪里可以获得救赎？个人要如何合理地抵达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