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12)

张英：你怎么看到博尔赫斯的？
李洱：在图书馆看到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有一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我挨个读了。读到王央乐译的博尔赫斯，卡壳了，只好慢慢琢磨。鬼能想到，博尔赫斯后来对中国作家有那么大影响。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中国很多作家接受的博尔赫斯，是二分之一的博尔赫斯，因为我们体会不到博尔赫斯对西班牙语的贡献。博尔赫斯对西班牙语的意义，相当于鲁迅对白话小说的意义，他改造了西班牙语。所以，不是要模仿某个作家，而是要了解这个作家的方法论，小说发生学，他跟所在的文化、语言、传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他如何改造了传统。看到这点，才算抓住了牛鼻子。抓着牛尾巴，有什么意思？

早期的原稿弄丢了
张英：提起你的文学起源，就不能不说到格非。日常生活中，格非是你的老师和朋友，在文学上，格非是你的领路人。
李洱：格非比我高两届，我入校不久，就申请加入了文学社团“散花社”，他是《散花》杂志的副主编。真正与他熟悉，已是他毕业留校的时候。他与程永新、宗仁发很熟，我通过他认识了他们。
王中忱当时在《中国》杂志，丁玲主编的刊物，后来调到了清华大学，成了清华中文系主任。后来格非也调入清华，成了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后，我去清华开会，见到了王中忱，他竟没一点变化。他对我还有印象，提到了当年一起吃饭的事。
那次，朱大可半道赶了过来。王中忱说，他手头有篇小说，是多多写的，写得很好，李陀看了也说好。一语未了，朱大可就语惊四座，李陀是北京文学界的教父，上海还没有这样的教父，出来一个，我就打倒一个。王中忱依然笑容可掬，行礼如仪。
张英：格非对你的作品，提出过详细的意见吗？能具体说说你们这些年的交往吗？
李洱：当然。我早期的作品都给格老师看过，悉心听取格老师的意见。他提意见很委婉，属于启发式教育。你看，这样改行不行？这个词，好像不够准确。我说好，应该改一下。他就开玩笑，你说这算不算一字之师？他最强调故事、情节、逻辑是否能成立。
真实与真实性是两个概念。真实的事情，不一定有真实性，在叙事的逻辑上，不一定能够成立。有些人认为，先锋作家可以不讲逻辑，谬矣。小说一定是讲逻辑的，要保证它的真实性。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很讲逻辑的。逻辑成立后，再说故事有没有意义。格非是极好的写作课老师，对名作，也会有讨论，比如余华的《活着》和苏童的《妻妾成群》。颂莲跳井的细节，我跟格非多次讨论过，把井田制都扯进来了。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文学性的讨论。当然主要是他讲，我竖着耳朵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