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10)

校风的养成，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与丽娃河可能就有关系。河很柔美，带有某种悲剧气质。名字取自一位白俄贵族少女丽娃，为了爱情将自己沉入水底。
2020年，学校邀请我代表校友讲几句话，实在盛情难却，我就讲了几句。我提到一个词，就是风雅。方孝孺有句诗，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我愿意把这句诗，送给记忆中的华东师大。
在我看来，施蛰存先生最为风雅，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与徐先生、钱先生住在学校不一样，施先生住在校外。这使得他与学校的接触，相对而言有点距离。这个距离感太棒了，对文人来说，是很迷人的。距离感并没隔离他对师生的影响，他的影响一直都在，而且与日俱增。他是从书本中走出来的人。
如果说沈从文、汪曾祺师徒是大师，那施先生也是大师，而且是大师中的大师。他早年是少爷，青年时代因为《庄子》，被鲁迅骂作“洋场恶少”。编《现代》杂志，领一代风气之先。他自己的说法是，推开了四面窗，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北窗是金石碑板整理。
后来，以哈佛的李欧梵、北大的严家炎两位先生为代表，带动了对他的研究，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这时，施先生应可以翱翔九天了吧？不，他依然深潜于渊，绝不露面。这不是许由式的，动不动洗耳朵的行为艺术家能做到的，甚至也不是陶渊明式的人物能做到的。这是一个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
张英：回到小说，你怎么看他对现代作家的影响？
李洱：现代小说已不是单纯讲故事那么简单了，对小说家提出了相当高，甚至是绝对性的要求，就是必须带有某种研究的性质，是自我质疑、自我认识能力的呈现。
施先生的小说，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的《梅雨之夕》《石秀》《将军底头》，现在看来还是杰作。那是他站在现代中国的角度，对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应对方式。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同时在场。鲁迅说他是第三种人，其实没有大错。地比较多，而且都还在，当然要多走多看，不要一直蹲在一个地头。现在看来，第三种人的文化姿态，就是现代作家应具备的基本姿态。至于鲁迅骂他“洋场恶少”，这就没有道理了。
就小说而言，施先生的《将军底头》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异曲同工之妙，似是几十年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从这个意义上说，施先生走得太靠前，客观上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传统有了些疏离。这样的写作，对有文化、文学自觉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当然，看不清楚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