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15)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读了很多作品，对别人的作品也能品头论足，但当自己写了，才知道并不轻松。吃饺子和包饺子，是两回事。原来是短篇，格非说，这篇小说有意思，就推荐给程永新看。程永新也觉得有点意思，就提了意见，让我修改一下。我改来改去，改成了五六万字的中篇。
那时我已毕业，为此回了趟上海。格非给我找了间寝室。每天下午五点多，格非就来敲窗玻璃，我住在一楼。他问，修改得怎么样了？我也趁机请教遇到的问题。有一天，他看了看稿子，说，这首诗需要修改一下，把“亮堂”改成“敞亮”。他对字词极为敏感。
程永新有时也过来，问我修改得怎样了？他还给我举了一些例子，说的是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闹出的笑话。他提到王安忆的父亲把洗衣粉当成盐，泡泡飞起来了。我当即想到了俞平伯的例子，就是俞平伯扫地，树叶飞起来了，就拿着扫帚追那些树叶。我这么一说，程永新就说，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是缺少细节？吓得我不敢吭声了。修改完后，给了程永新，他没说要发，也没说不发。交稿后我就回郑州了。
有一天同事的妻子问我，说有一篇小说叫《导师死了》，发表在《收获》杂志上，这个作者你认识吗？我才知道发表出来了。稿酬很高，收到一千六百多块钱，我就去买了冰箱。当时冰箱算轻奢商品，是结婚时的几大件之一，单身汉买冰箱比较少见。然后，我就收到了《收获》杂志寄来的样稿。
样稿上有改动。程永新在这加一句话，那加一句话。“过了一会儿”，“后来”，他感到小说的叙事节奏有问题。有时候，他也会删掉一句话，更简洁。有一次看格非《边缘》的样稿，是李小林还是程永新在“只剩下……”旁写的批注：两只，打掉一只，读者已知只剩一只。那句话是，子弹把一只睾丸打掉了，只剩下了一只睾丸。
《收获》杂志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要求。注重文体的作家，他们对字词会有很严格的要求。有些作家，不以文体取胜，有另外的要求。
张英：程永新还说：“当李洱拿出第二篇小说的时候，我已提不出任何修改意见了。”
李洱：不，还会提要求的。他是谁？他是程永新啊。有了这段经历，我对自己的文字要求更严了。《花腔》后来发表在《花城》杂志上，田瑛打电话跟我谈了小说。他说，他从来没见过，除个别笔误，整部小说无须改动一个字词的稿子。接下来他又说，但他还是修改了，有一个地方提到了“老毛”，他把“老”字去掉了，又加了两个字，“泽东”。他问我同意吗？我说，改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