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16)

从郑州到北京
张英：你与李敬泽是怎么建立联系的？
李洱：我投稿不留底稿。编辑如果退了，就有，不退，就没了。最怕的就是，稿子没用又没退。如能收到退稿，会很感谢编辑。
有一天，我收到编辑部寄来的一封信，是《人民文学》的信封。我一摸，很薄，不是底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从收发室出来，在路边，在没人的地方，强迫自己冷静片刻，才小心撕开信封。信上写，我叫李敬泽，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你的小说可能发表在第11期。你不要再寄给别的刊物了。任何时候来北京，请来找我。如还有别的小说，也可寄我一阅。
我盯着李敬泽的名字想，是老编辑吧。我和敬泽的名字，都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是右派一代的人。给敬泽的小说是《加歇医生》，是《上海文学》的退稿。好多年后，金宇澄给我看了稿签，他对这篇小说很欣赏，写了一段话，周介人写的眉批，我们已发过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宜再发。感谢《上海文学》把底稿退给我了。
这篇小说发表后，我给李敬泽又寄了一篇小说，叫《缝隙》。李敬泽又约了田中禾写评论，在同期一起发表的。
张英：这就与李敬泽熟了。
李洱：我刚好要去北京，就给李敬泽写了封信，约了见面时间。我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小宾馆，李敬泽来了，说走，请你去蹦迪。迪厅名字叫JJ，第二天我耳朵里还有回音。
有一天，在他家里，我们讨论《缝隙》，讨论正冒出的一批青年作家。他给我看了《乔治·钦纳里之奔逃》。如果没说错，那应是“敬泽文体”的第一篇作品。
张英：是他调你来北京的？
李洱：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是因为吴义勤。此前，莫言对我说，想不想到艺术研究院？我说好啊。那是陪马丁·瓦尔泽吃饭，莫言随口说起的，院长是王文章。莫言给王文章写了信，王文章说好，后来却没了下文。莫言又写了一封信，还给我看过。王文章说，既然要调李洱，我们干脆组织一个大的文学院，从每个省的青年作家中挑选。我一听，就知道这事悬了。后来，又差点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再后来，有天早上，我在北京参加《小说选刊》的活动，碰上了吴义勤。他们都知道，我爱人在北京，平时也常来北京。吴义勤问我，听说你要去艺术研究院？我说，可能黄了。他说，愿不愿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说好啊。
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作协书记处杨承志的电话，说书记处已讨论，同意你调入文学馆。本来很快就能办完，结果整整办了两年。说来可笑至极，教育部负责在电脑上操作调动手续的那个人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