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20)

张英：对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你有“弒父”情结吗？你与毕飞宇，你们的小说，与先锋文学不同。
李洱：没有。他们不是父辈，是兄长。他们后来有很大变化，我甚至可以把他们也看成是20世纪80年代之子。
刚开始，作家容易以群体的形式出现，随后，作家会独立成为个体。先锋作家那几个人，他们也是个体。他们彼此的差别很大，从一开始就很大，后来越来越大。文学史的讲述，容易按时间段来划分，但实际上，他们是个体。
张英：先锋作家似乎主要为南方作家。
李洱：南方是地理概念，也可以看作文化概念。它的意识形态羁绊要少些，呈现自由和开放的特征。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写出成熟作品时，比现在的90后作家还小。雏风清于老凤声，有种特别的生气。年纪轻轻就写出了代表作，有点像鲁迅那代人，在文化转型时期，因缘际会。
然后，这批人的写作，又影响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作家。在先锋文学三十年研讨会上，我讲陈忠实也受到了先锋文学的影响，陈忠实本人也承认这点。这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子，但后浪推前浪，是正常现象。
张英：20世纪90年代，你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南。这是否有利于你找到自己？
李洱：先有迷失，尔后才有寻找。上海与河南，差异真是足够大。比如，当时热衷谈外国文学，上海谈的是欧美，谈博尔赫斯；河南谈的是俄罗斯。河南朋友喜欢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就跟着看上瘾了。河南接受外来文化，总是慢半拍。这个慢半拍，也有好处。太急了，脚步有些不稳。慢半拍，走得很稳当。
张英：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你是站在了中部，北方和南方之间。
李洱：有时会感到孤独。有次回上海，吴洪森对我说，你在河南，可能找不到说话的人，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叫王鸿生。有一天我骑车路过河南文联，突然想起此事，就进到文联大院找王鸿生。在院子里碰见一个人，大胡子。我就问，王鸿生在这吗？那人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一听口音，知道他不是河南人，以为他也是来找人的。我问，你是这里人吗？他说是啊。我说，吴洪森让我找他的。就这么巧，这个人就是王鸿生。
王鸿生横跨哲学界与文学界，当时是河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的。研究室还有一个人，也是大胡子，叫耿占春，主要做诗歌研究。王鸿生把耿占春叫到他家里，就这样我认识了他们，算是找到了组织。
他们都是中国最杰出的批评家，思路与上海那些朋友的不太同。我受他们两人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