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气盛的代价：“三藩之乱”的最终爆发，康熙皇帝确实难辞其咎(2)

吴三桂等人开藩设府，且手握重兵，尽管为拱卫清朝疆域以及继续剿灭残存的反清势力贡献不少，但同时“三藩”的消耗也是极为庞大的。
顺治十七年（1660年），也就是顺治皇帝去世的前一年，吴三桂大败南明的永历皇帝朱由榔，使其仓皇出逃缅甸，但清朝这面的付出同样巨大。
这一年清朝的全国税赋只有875万两白银，吴三桂的支出就高达900万两，这个时候在朝堂上就已经出现了对于“三藩”的负面声音：
“竭尽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省之需求。”
在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继位之后，尽管国家的财政收入明显增长，可依旧要面对“天下之赋，三藩耗其二”的局面，进而使得国家财政依旧要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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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三藩”在自己的属地权力过大，俨然成为了“土皇帝”般的存在，进而对于朝廷的中央集权形成了重大威胁。
其实早在康熙朝初年的“鳌拜专政”时期，鳌拜等人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先后四次对于平西王吴三桂手中的权力进行打压与限制。
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也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的时候，又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康熙六年（1667年），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同年，朝廷又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
可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政策与手段的收效可谓是微乎其微，吴三桂依旧大权独揽，除了军队依旧保持了对于吴三桂的“忠诚”外，云贵两省的地方官员，也全然无视朝廷的要求，为了自己的前途与性命，继续依附于吴三桂。
除此之外，吴三桂还对其掌管的军官与士兵是极度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