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气盛的代价：“三藩之乱”的最终爆发，康熙皇帝确实难辞其咎(3)

“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
这不仅让朝廷对其是大为恼火，就连云贵地区的百姓也对吴三桂和他的军队恨之入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将权力收归到自己手中，并着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大规模的战事早已停止，“休养生息”成为了当时大清王朝的目标与要求。而这又恰恰与手握重兵、专治一方的吴三桂等“三藩”所不相兼容，双方的矛盾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激化。
于是，“三藩”问题成为了康熙皇帝持续并重点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在，并就此将“三藩”与“漕运”、“河务”这六个大字刻在了宫中的庭柱之上，以时刻警醒自己，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本人对于解决“三藩”问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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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撤“三藩”，很大程度上是康熙皇帝一意孤行的结果。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请辞，成为了“三藩之乱”爆发的重要导火索。
这一年四月，镇守广东的尚可喜听从手下谋士的建议，决定急流勇退，回辽东养老，从而自请撤藩，让其子尚之信袭承爵位，继续镇守广东。此时的康熙皇帝俨然是找到了“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的感觉，于是马上下旨表示同意。
然而，尚可喜的自请撤藩无疑给了平西王吴三桂以及靖南王耿精忠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让这二人顿时感觉“骑虎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