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父亲的身份竟对孩子有这如此大的影响！

引言

在模型中，我们还发现了代际传承效应对个体进入精英的影响。父亲如果是管理者的话，那么子女成为精英的相对机会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此外在主效应模型中，父亲的专业技术职业身份对子女进入精英有促进作用，这些子女进入精英的相对机会是参照群的1.508倍。
父亲管理职业与时期的交互效应表明，相对参照时期而言，“文革”期间父亲为管理者的个体与父亲为体力劳动者的个体相比成为精英的相对优势是4.79倍。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优势上升到5.28倍，这说明在改革前期，出现了孙立平所描述的“总体精英”阶段，也就是孙立平描述的“官倒”、“第三梯队”时间段上，父母管理职业身份对子女的精英地位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在此之后，即到改革开放后期的时候，父亲为管理者的个体获取精英位置的相对优势尽管仍然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但是其总体的优势是在下降的，相对参照时期而言，改革后期父亲为管理者的个体与父亲为体力劳动者的个体相比成为精英的相对优势是3.77倍。这一风险机会到改革后期迅速下降，说明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日益以市场竞争为上，中国社会逐渐变得遵循自由竞争和绩效原则，父亲的职业背景还必须加上个体的高等教育水平，才能发挥优势。

改革开放后期以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验证我们的假设3.1，管理者的代际传承对于获得管理精英地位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这一正向作用在不断下降。总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转型期精英地位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党员相对于非党员进入精英的优势仍然显著。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于进入精英位置的正向作用不断上升：一方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于初等教育而言，其对加入精英阶层的作用非常显著；另一方面，中等教育的正向优势在下降，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和普及，高等教育的相对优势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