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父亲的身份竟对孩子有这如此大的影响！(4)

这对我们的假设3.1给予了部分证明。数据并没有显示管理者的代际传承在转型期发生了什么显著的变化，优势是持续的。笔者反思以往的研究发现：尽管国家建立公务员制度，组织起对于管理精英“招考，择优”的纳入程序，自由竞争和能力至上的原则开始成为用人准则，但是父亲的精英身份在公务员制度建立以前就一直在起作用，父亲的干部身份、工作单位以及党员身份一直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
公务员制度建立后，父母仍然可以依靠关系网络为子女进入管理精英提供便利，这种先赋因素对于进入管理精英的作用一以贯之，并没有在转型期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剔除党员和教育的作用，仅仅考察代际传承对转型期管理精英地位获得的作用，以具体详细地解答这种变化，或许还有另外的发现。

转型期的中国不是简单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而是技术进步、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过程，专业技术精英日益成为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进入专业技术精英有显著的优势。这与魏昂德的发现是一致的，但是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的优势要显著强于中等教育，这与高等教育近年在我国的扩展有密切关联。
时期与教育的交互效应表明：中等教育获得者在改革开放前期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比“文革”时期的相对机会要高，但是到改革开放后期，这一相对机会却在下降；与此同时，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不断上升。党员对进入专业技术精英的作用并不强于非党员，这也与魏昂德的发现一致。

代际效应中，父亲的党员身份和父亲的管理职业身份对子女进入专业技术精英有显著的影响。专业技术精英的分析模型显示，高等教育学历获得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是参照群体的16.15倍，中等教育学历获得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相对机会是参照群体的7.53倍（达到0.001的检验水平），说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专业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得有巨大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