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③丨多重身份与歧视的交叉性(3)

故事与数据
》；后者试图从几个角度证明，美国警察滥杀无辜的现象与种族歧视无关。不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些“证明”要么在数据与统计学层面存在严重不足，无法得出休斯想要的结论，要么恰恰是因为缺乏对“交叉性”的理解，而制造了种种非此即彼的虚假二元对立的误导。
首先说一下数据和统计层面的问题。休斯提到了四份看起来支持其观点的研究（
Fryer 2019
；
Johnson et al. 2019
；
Miller et al. 2017
；
Mullainathan 2015
；其中Johnson et al.一文，作者近日已经因为论文中的一些错误、以及保守派舆论在此基础上对该论文的曲解利用，而
主动撤稿
）。大体而言，这几位研究者均不否认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但他们认为：这些歧视主要发生在拦截、搜查、逮捕等阶段，以及体现在对非致命暴力手段的使用上；真正到了滥杀无辜这个地步时，种族因素便不再另外起作用；黑人之所以遭到警察滥杀的总体比例较高，仅仅是因为黑人遭遇警察拦截、搜查、逮捕的比例较高；如果改以“遭遇警察”为先决条件进行统计分析，则“黑人在遭遇警察的情况下被后者射杀”的条件概率与“白人在遭遇警察的情况下被后者射杀”的条件概率大致相当。
这里姑且抛开更棘手的定义和理论问题不谈（比如，既然“遭遇率”的差距本身已经是种族歧视的后果，为什么非要“遭遇条件下的射杀率”额外再受到种族因素影响，才肯说“射杀率”的差距也是种族歧视的后果？进而言之，当我们讨论射杀率与种族歧视的关系时，究竟应该着眼于做出射杀决定的警官个人的种族偏见，还是应该着眼于整个系统逐步累积的种族效应？）；单就“遭遇条件下的射杀率不存在种族差异”这个具体统计结论而言，同样也是争议重重。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抗议者痛苦倒地。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该结论的研究者）首先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获取（或者拟合出）警察滥杀平民的准确数据。美国各地警察局瞒报漏报（underreport）实际滥用暴力及滥杀的案件数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比如纽约市卫生部早在2017年起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