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③丨多重身份与歧视的交叉性(5)

比如“遭遇条件下警察射杀平民的概率没有种族差异”这个结论，倘若缺少了“遭遇条件下被警察射杀的平民的枪支携带率（或者更一般而言，被杀平民对警察构成的潜在人身威胁）是否有种族差异”这个重要变量，就变得毫无意义。几年来，一直有学者（比如）对休斯引用的几项研究提出这方面质疑，认为在现实中，警察射杀的黑人平民的枪支携带率很有可能低于警察射杀的白人平民；换句话说，即便到了警察滥杀无辜这个阶段（而不仅仅在之前的拦截搜身逮捕等阶段），种族歧视仍旧起着额外的作用：相比于白人平民，警察更容易高估无辜黑人平民的威胁性并将其射杀。前面提到的一度被雪藏的纽约市卫生部调查报告也部分应验了这种质疑。据该报告揭露，尽管2010至2015年间纽约市警察杀死的平民中既有白人也有少数族裔，但是在这些被杀的平民中，凡是事发时手无寸铁的，全部都是黑人或拉丁裔。
Sethi 2015
类似地，射杀之前双方如何发生遭遇与冲突，也是十分关键的情境变量。比如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高度简化的思想实验（）：某城市一年内发生了十起白人至上主义恐怖袭击未遂事件，警察每次都及时接到情报奔赴现场，抢在嫌疑人开火之前将其击毙；同时，警方一年内专门针对该城的黑人居民实施了总计一万人次的“
Clayton 2020
拦截搜身
（stop and frisk）”，其中十次被搜身者因为无法忍受警察的粗暴对待而与其发生冲突，激动中掏枪威胁，警察先发制人将其击毙。假设这些是该年度该城警察与平民之间发生的所有遭遇，如果只看“遭遇条件下的射杀率”（白人的条件概率高于黑人）而不考虑具体的遭遇原因与冲突原因、不考虑警察在击毙对方之前一步步行动的合理性，反而会得出“白人比黑人更受警察歧视”这一荒谬的结论。当然，现实中的情况肯定比这个思想实验复杂很多；但这恰恰是我们需要更深入详细的情境变量数据的原因，否则便无从得出有意义的统计学结论。
二、警察暴力的多重身份歧视
必须承认，在警察滥杀平民问题上，数据的不准确与不完备，造成的影响是双向的：无论是认为警察滥杀与种族歧视无关的统计结论，还是认为二者有关的统计结论，其可用性都要因此打个折扣（相比起来，其它形式的警察暴力远比警察杀人来得频繁，数据偏差造成的影响较小，所以研究者对其中的种族歧视因素更容易达成共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回归到不同群体的日常经验与证词（亦即上一篇所说的）之中，用定性资料弥补定量数据的先天不足。比如黑人家庭往往从孩子很小时起，就谆谆叮嘱他们将来遇到警察时应该怎么做（比如手不能插兜、不要表现出惊慌或愤怒、要言听计从、对警察的某些过分动作不能反抗、等等），以免横遭不测；而其它种族的家庭，则极少见到（也确实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有如此强烈的焦虑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