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③丨多重身份与歧视的交叉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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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要否认，其它种族的个体也可能成为警察暴力和警察滥杀的受害者。比如刘擎老师在对谈中（援引休斯在其专栏文章中）举的例子：2016年，得克萨斯州一位名叫托尼·提姆帕（Tony Timpa）的白人男性，一样是被警察用膝盖长时间压颈窒息而死（警方直到2019年才公开相关视频记录），却并没有像今年的弗洛伊德事件那样，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和抗议。但这个例子，是否像休斯认为的那样，足以说明BLM运动并不应该去强调警察滥杀中的种族因素呢？恐怕恰恰相反。不错，提姆帕因为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份，而遭到警察的虐待，体现出警察系统长期存在的对精神病患的严重歧视，而且这种歧视确实独立于种族歧视而存在；但与此同时，美国白人社会对提姆帕事件的漠不关心，恰恰反映了绝大多数白人对他的遭遇缺乏切身体验与共鸣，而这恰恰又是因为，白人作为一个群体，并不会由于“白人身份”本身而遭到系统性的执法歧视与警察暴力，所以绝大多数白人才会把提姆帕事件归入事不关己的“精神病患歧视”范畴加以忽略。
相比警察暴力中的精神疾病歧视，受到阶级歧视影响的白人范围要大得多，许多贫困白人（尤其那些居住在警力密集的城市区域、而非地广人稀的乡村地带的贫困白人）和黑人一样经常沦为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但这同样不足以说明BLM运动强调种族因素是错误的。比如今年刚刚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警察杀死低收入白人平民的概率远高于杀死高收入白人平民的概率、杀死低收入黑人平民的概率也远高于杀死高收入黑人平民的概率，但警察杀死低收入白人平民的概率与杀死高收入黑人平民的概率大致相当。换句话说，警察滥杀中既有阶级因素也有种族因素，二者并不互斥，而是互相叠加，导致中低收入黑人的境况额外险恶；不但如此，对黑人群体来说，即便是“高收入阶级”身份带来的“保护”，也仍然不足以抵消“黑人”身份所面临的执法歧视与生命威胁。BLM运动强调这一现实，自是理所应当。
Feldman 2020
此外，刘擎老师还引用了休斯的另一个“归谬法”论证：在警察滥杀事件中，“受害的男性比例高到93%，而男性在人口中仅占一半，那么我们能据此证明，警察的滥杀明显具有系统性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就同样无法通过“警察滥杀黑人的比例更高”来证明“警察滥杀中存在种族歧视成分”。
这个“归谬法”可以从几个角度反驳，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一处。我们完全可以承认，男性在警察滥杀这类特定事件上遭遇了性别歧视（所以根本无“谬”可言）。这个说法看似与男性在男权社会中享有的特权相矛盾，但其实并非如此；男权社会的性别规训，虽然对女性的桎梏更深更广，却也对男性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社会对“男子气概”的期待，以及由此造成的男性嫌疑人更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刻板印象，正是这种负面影响之一；尤其在枪支泛滥、警察面对嫌疑人时精神高度紧张的美国，警察自然更有可能在执法过程中对男性而非女性动用致命武力打击。（反过来，女性也在其它方面遭受着警察系统的性别歧视：比如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