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③丨多重身份与歧视的交叉性(9)

反过来，如果制定政策时只考虑种族维度而忽略阶级维度，同样也是成问题的：这类单一维度的政策首先惠及的是弱势种族内部的中上阶层，而无法直接改善身处阶级与种族双重弱势地位者的状况；种族内部的阶级差异经过几代人积累固化，便有可能导致种族正义事业陷入“精英捕获（elite capture）”困局。白彤东老师从这个角度批评目前美国高校录取中对少数族裔给予一定优惠的“
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做出这个批评时，仍然需要注意几点。
首先，“平权行动”政策应当包含阶级考量，不等于“平权行动”政策应当拒绝种族考量。当代许多对“平权行动”的批评，依赖的正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事实上，即便是单一种族维度的补偿优惠政策，也仍然有其意义所在：只有当弱势种族群体的成员在高等教育（以及随后的高收入职业领域）中有了充分且持续的存在感与代表性（而不仅仅是偶尔准入的点缀），他们才有足够的份量去挑战这些场合中各种隐性的身份歧视文化，同时主流社会也才会逐渐习惯相应领域多元共处的场景、消除对弱势种族群体能力的偏见。（性别等其它身份维度同理。）
其次，“平权行动”政策之所以有目前的种种局限，根源并不在左翼身份运动本身；相反恰恰是由于美国右翼保守派势力过往几十年间对更雄心勃勃的、更有阶级交叉性视角的种族平等诉求的围堵绞杀，导致转型正义的政策试验空间不断收缩，只留下一些小打小闹的优惠补偿措施。毫无疑问，比起大多数人无缘参与竞争的高校录取来说，中小学基础教育质量的改善才是治本之途；但自从最高法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4）中废除公立基础教育的种族隔离之后，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其控制的各级政府就采取了种种阳奉阴违的手段，确保黑人社区无法享受与白人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先是干脆关闭所有公立学校，把所有师资转移到只对白人学生开放的私校，让黑人孩子无书可读；在这种做法被判违宪（Griffin v. County School Board of Prince Edward County，1964）之后，又通过市郊用地规划等政策倾斜襄助城市中产白人大规模“外迁”（white flight）、同时减少对城市黑人社区的市政服务与基础建设投入，令黑人户主的房产价值大幅缩水，在以学区房产税为公立教育最主要经费来源的美式体制下无力维持黑人学区的基础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