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③丨多重身份与歧视的交叉性(10)

民权运动者曾一度挑战这一体制，希望能够通过公立教育经费统筹、而非各学区依赖房产税自生自灭，来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和公平；但这一挑战在七十年代保守派夺回最高法院之后遭到重创（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1973），学区房产税体系维持至今，美国公立教育的质量也因此一路下滑，黑人社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上不起昂贵私校的底层白人也连带着遭受池鱼之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各高校才先后推行录取上的“平权行动”，旨在对从基础教育开始就遭受层层政策歧视的黑人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却又杯水车薪）的补偿。但就连“平权行动”的尝试，也受到保守派的种种钳制而不断变形走样：比如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1978；Grutter v. Bollinger，2003；Gratz v. Bollinger，2003），拒绝将“平权行动”视为对历史上系统性歧视后果的纠正与补偿（交叉性视角），只接受高校从“校内种族多元性”的好处（单一身份维度视角）出发为其辩护，导致后来的高校录取越来越看重“多元性个人陈述（diversity statement）”等评价标准较为主观的材料；
不允许高校录取采用标准较明确、透明度较高的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或种族加分（point allocation）等制度，只允许高校对申请学生进行语焉不详的“总体评估（holistic review）”。近年一些亚裔抱怨自己在高校录取面试中遭到歧视、因为面试官对亚裔的种族刻板印象而被打低分，其实恰恰是保守派最高法院不断收窄高校在“平权行动”政策上的试验与调整空间的后果。除此之外，美国不少高校（尤其私立名校）的录取名额，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起源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校友后代优先录取（legacy admission）”、（以讨好权贵及金主为要的）“教务长兴趣名单（dean’s interest list）”等项目所占据，而这些项目的绝大多数受惠者是中上阶层白人。无视这些特权录取项目的存在、无视保守派对高校录取改革模式的限制与扭曲、无视保守派对高校录取之外更深更广的改革诉求的长期阻击，却把“平权行动”本身视为不同少数族裔之间、以及少数族裔与底层白人之间反目成仇的罪魁祸首，无疑是陷入了特权种族中的特权阶级的话语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