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结构性歧视困境的美国穆斯林群体(2)

第一，立法与司法不公制造释法、执法灰色地带。虽然宗教自由被明确载入宪法第一修正案，以确保政府在各教派之间维持中立和充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但除了前文提到的特朗普颁布的13769号行政令（禁穆令）外，包括《爱国者法案》《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等均为国家授意防范穆斯林群体的典型立法，它们的合法性基础即将穆斯林视为“危险的他者”故而理应被监视，甚至行动受限。研究表明，反伊斯兰教法和其他针对穆斯林的立法往往与移民法改革或选民身份证法等事项相互嵌套，进而制造隐形偏见并迎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恐惧心理。事实上，立法导向直接影响司法公正以及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认知。故而来自警察系统的种族定性与司法歧视对穆斯林群体而言尤为突出。一则警方有意对毫无犯罪嫌疑或指控的穆斯林群体格外关注，甚至进行监视、钓鱼执法、秘密执法。
二则根据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ISPU）的另一项社会调查，同等罪行下，穆斯林犯罪者被起诉和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的概率高达83%，而非穆斯林此项比例仅为17%，且前者监禁时长平均为后者的3倍以上。特别是当某案件被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时，对犯罪者可以选择性地增加刑期，该情况发生在穆斯林群体中的概率约为58%，相较之下非穆斯林群体仅25%。
第二，媒体偏见加剧美国穆斯林群体的边缘化和疏离感。美国主流媒体鲜明的反穆斯林倾向甚至可追溯至“9·11”事件之前，对穆斯林的高度污名化使之成为被媒体话语刻画的最为负面的少数群体之一。一项对《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的话语分析显示，如果暴力事件犯罪者为穆斯林则获得媒体曝光的可能性比非穆斯林犯罪多770%，篇幅长度也是后者的2倍有余。而在刻意突出穆斯林身份特征的详细报道中，刻板印象比比皆是，如频繁使用“暴力、愤怒、疯狂、不文明、非理性、危险”等带有强烈负面导向的词汇，并不同程度夹杂着“伊斯兰教是暴力宗教”“穆斯林意图破坏美国民主和西方文明”等论调。媒体在渲染“伊斯兰恐惧症”过程中发挥着“偏离放大螺旋”效应，在刺激了对穆斯林群体不甚了解的美国公众越来越多的怀疑、不安和焦虑情绪的同时也加剧了穆斯林对美利坚认同的疏远情绪，削弱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
第三，社会舆论环境包容度下降，极端组织趁势而起。美国的穆斯林持续受到公众厌恶和公然歧视。《美国穆斯林调查报告2020》数据显示，即便他们对国家感到满意的人数比例（37%）比一般公众（27%）或无宗教信仰者（16%）更高，且他们当中高达85%的人表达了强烈的美国身份认同，但2020年仍有60%的美国穆斯林表示经历过宗教歧视，51%的人称遭遇过宗教霸凌，这一数字高于其他任何宗教团体的上报情况。求职过程中，33%的穆斯林受到歧视，只有5%的犹太人和8%的普通民众有此番经历。而在同执法部门互动、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或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穆斯林受歧视的比率亦远高于犹太人和普通民众。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19年的仇恨犯罪统计，穆斯林是宗教仇恨事件的第二大目标，反穆斯林仇恨团体通过线下宣传集会以及脸书、推特等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活跃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