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要提醒人们注意危险(3)

新京报：在欧美社会，《未来简史》是否比《人类简史》引发更多争议？因为你不仅重新定义了“宗教”，还认为在未来数据主义将替代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读者翻开这本书会发现，18世纪西方孵育出的平等、博爱、民主等都过时了？
赫拉利：的确如此，因为《未来简史》挑战了西方社会关于宗教、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认知。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精神、概念和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所有传统宗教和现代意识形态并非永恒真理。它们都是“人类发明的故事”，在特定条件下有益，但随着社会变化，它们需要改变、适应，甚至变得过时。正如当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基督教并不能给当代工业社会催生的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时，新近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会出现。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也会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变得过时——如果它们不与时俱进。
新京报：书中的核心概念如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其定义都经过了简化。理论简化有风险，如何保证你的论述在最大程度上有说服力？
赫拉利：我将人文主义简化定义为人类感受至上。比如人们根据投票者的票数选择总统；消费者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在艺术领域人们也有审美的追求，因为美是人类感受的一种诉求。自由主义，就是相信自由高于一切。既然人类感受至上，那么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人类他们想要的自由，让他们表达想要表达的感受——除非这会伤害其他人表达感受的自由。
这些定义的确是简化的。历史现实要复杂得多。但因为这是写给公众的书，化繁为简很重要。我并不排斥那些写给少数教授、专家看的复杂读物，但学者有一种职责，是把科学新发现传达给公众。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公众可以理解、接受，且有吸引力的方式，不然如何去影响社会？
新京报：你确实影响了很多中国读者，原因之一是书中高频糅杂着不少中国元素，从汉代的司马迁、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再到当代的雾霾，是为了吸引中国读者和市场，或是激发东方智慧参与思考人类未来？
赫拉利：我写的是全球史而非西方史，以多国历史举例很重要。中国在人类未来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要写一本关于未来的书，吸引中国读者尤其重要。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本质上都是全球化的，比如全球变暖、全球贫富差异等。一些有潜在破坏力的技术如人工智能迅速崛起，为应对挑战，我们需要全球合作。不然，比如即便俄罗斯或日本允许某项科研，美国再怎么禁止也是无用的。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21世纪承担特别的责任。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领跑，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更长久的多民族共处经验，懂得如何使生活在不同地域，处于不同气候、经济条件下的多民族找到平衡。这对于未来人类谋求共存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