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1973：西方能源经济的「虚假自信」(7)

1960年-2018年美国各原油产地国进口量，单位：百万桶/日（来源：US Office of Energy Efficiency & Renewable）
事实上，是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而非面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博大胸怀，将西方国家推向替代能源。
在石油禁运之前，美苏地缘政治竞争与处于低位的稳定油价为替代能源的必要性和经济可行性设置了障碍，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主要限于科学界。石油危机的爆发将环保主义热情推至新的高度，而这成为华盛顿决策的驱动力量。随着关于人为气候变暖的科学共识逐渐加强，气候问题首次成为政治议题——气候科学与气候政治出现交汇。
除了寻找替代产区以摆脱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寻找替代能源并实现诸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的大规模商业化能够让国家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实现“能源自主”，因而对能源改革运动至关重要。
OPEC曾经依靠能源极低的价格弹性来维持可观的收入，油源多样化和能源多样化对石油需求造成的冲击被严重低估。随着核电和天然气发电，天然气家庭供暖，以及乙醇混合汽油的出现， OPEC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迅速下降。
Bill Gates曾在中指出，能源转型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非环境问题。纵观历史，“人们之所以从旧能源转向新能源，往往是由于新能源成本更低”。本文作者认为，这一“成本”对于国家的意义不仅停留于经济层面——伴随能源进口依赖的外交风险一旦失控，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世界能源转型并非科学命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经济范畴。
本人作者认为，从1992年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到2016年签订的巴黎公约（Accord de Paris），尽管气候学家往往以维护人类命运、而非国家或民族命运作为行动指引，但是气候峰会最初并非始于西方盟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悟和责任担当，这是一场关于能源自主的竞赛，同时我们很难排出这样一种可能，即碳排放上限分配或已成为西方盟国竭力“铲除”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对于世界格局残存影响力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