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误诊为精神病，拿什么自证正常？(8)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精神分析法从欧洲传到了美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并治疗精神创伤的新观点。当时饱受战争摧残的士兵从战场上归来，所有的身体生理评估指标都显示他们很健康，但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很难参加工作或参与正常的家庭生活。记录显示，当时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因精神病死亡的人数多于因身体疾病死亡人数。人们不禁开始思考：如果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身体生理问题就可以被简单诊断为得了一种可怕的、歇斯底里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得这样的疾病？
精神分析真正在美国广泛传播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经去世，但弗洛伊德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充满不确定性的黑森林。在他的理论中，人的精神分为三个部分：本我（无意识部分，充满了压抑和没有实现的欲望）、自我（自己）和超我（意识），三者相互冲突。在研究过程中，精神分析者的目的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专注于潜在的冲突，比如我们的性欲、被压抑的欲望、死亡本能、投射、愿望实现的幻想，以及从童年时代就积压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且模糊的阴影。珍妮特·马尔科姆在《精神分析：不可能的职业》（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中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随心所欲、偶然发生、纯属意外或毫无意义的。”
与生物学研究（埃米尔·克雷珀林）提供的毫无希望的必然结局相比，谁不想拥有被精心照顾和治愈希望？让我们来看看克雷珀林的追随者和弗洛伊德对同一个病人的症状做出的两种不同的解释。
1893年，51岁的德国法官丹尼尔·保罗·史瑞伯开始痴迷于一种想法，那就是为了挽救这个世界，他必须变成女人，生出新的人种。他指责精神病学家让他产生了这样的烦恼，他把精神病学家称为“灵魂杀手”，是他们把这些幻想通过“神圣的光线”灌输给他的。医生诊断史瑞伯得了克雷珀林所说的早发性痴呆，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史瑞伯最终死在了医院。弗洛伊德在读到史瑞伯法官的自述《我的精神病回忆录》时认为，史瑞伯的行为不是由不可救药的大脑疾病造成的，而是压抑的同性恋冲动造成的。解决潜在的冲突，就能治好他的病。如果让你来选择，你会选哪种治疗方法？绝大多数美国人选择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克雷珀林和他的助手则被无情地抛弃在行业的荒野地带。
到了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领域的几乎每一位终身教授都要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而大部分教科书是他们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