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误诊为精神病，拿什么自证正常？(10)

这种疗法也有很多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医生会巧妙地把责任推给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甚至是病人的母亲。（据说，这两种母亲都是造成孩子患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的诱因。）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精神分析师”。1967年，他在《空虚的城堡》（The Empty Fortress）一书中把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孤独症患者的家庭结构比作集中营。这是一个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观点，因为贝特尔海姆自己就曾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关押过2年。恢复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与家庭彻底断绝关系。
但你可能无法接受弗洛伊德的诊断。实际上，他的追随者实行了“极端的虚无主义诊断方法”。名称和共有的诊断语言，这些对精神分析师不是非常重要。而且，精神病学家扩大了社会异常行为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归入了疾病范畴，从而缩小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界限。正如人类学家坦妮娅·玛丽·鲁尔曼在她的专著《喜忧参半》（Of Two Minds）里所说的那样，这说明“真正的精神病只是一种幻想”。1962年，有人在曼哈顿中城做过一项名声不佳的研究。在2个小时时间里，研究者在市中心采访了1600人，研究结果显示，精神“正常”的只有5%——全世界的人突然都疯了，精神病学家成了拯救他们的英雄。
我们再次开始陷入和内莉·布莱时代十分相似的状态，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精神病，他们也经常会被诊断为或误诊为精神病。
后来，1969年2月，“戴维·卢里”（罗森汉做实验研究的化名）走进了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医院的初诊室，这件事就像引爆了炸弹一样引起了极大轰动。他最终证实了很多人长期以来的疑虑：精神病学家拥有太多的权力，而且不知道究竟如何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原文作者 | [美]苏珊娜·卡哈兰
摘编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卢茜
封面题图为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