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最有价值的小说《家长的故事：1980年代的毛旭辉》，一生必读！(3)

从1986年到1988年，社会变化急速，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突开始制造出复杂的生活内容与社会难题。艺术领域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政治运动的作用影响着艺术家的思维方式。1987年年底，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早已结束，在上海的“首届中国油画展”呈现出“古典风”，靳尚谊（北京）、李慧昂（1954—）（贵州）、徐唯辛（1958—）（浙江）、董启瑜（1957—）（上海）的作品是这种古典风的代表。与之相反，孟禄丁、周长江、顾黎明、尚扬的抽象作品构成了艺术语言变化的另外一极，这两种风格的绘画倾向被批评界理解为对“’85美术思潮”的一种批判性立场，即对之前的现代主义艺术在语言上的“粗糙”的一种反驳，一种将艺术推向更为“艺术”的努力，所谓“纯化语言”的流行口号就是针对这类问题出现的。此时的批评家们，对艺术语言的理解出现了一种观念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剥离。
围绕“古典”和“语言”问题，艺术家和批评家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问题的焦点是如何看待“’85美术”这一场现代主义运动。“’85美术”的不少批评者相信存在着一种独立于现实问题的理想的艺术标准，相信艺术需要在语言上给予纯化甚至精致，以致要对之前的现代主义艺术语言给予提升。有一篇发表在《中国美术报》1988年第33期上的文章（作者朱祖德、刘正刚）这样写道：
现代艺术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太新太陌生，所以他们（青年艺术家）急切地要说出自己的观念却没能来得及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经常可见到用概念符号充当情感符号，使作品变成表达他们对社会学观念的载体。有些作品不单显得生涩与不协调，某种程度上使他们不知不觉地跌入了他们深恶痛绝的地方——用艺术图解政治。因此，纯化语言，提高美学价值在今日已经是个不可回避的任务了。
与这种观点不同的态度出现在批评家栗宪庭的文章里，栗在《中国美术报》1988年第37期上发表了《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他在这篇文章里强调了作品后面的意义的重要性。他不同意语言存在着像剥离竹笋那样的与灵魂的分离，他强调：存在着一种人类的“大灵魂”，这个“大灵魂”超越于艺术家“自己私人的精神”，丢失了这个内在的东西，艺术家的工作就毫无意义：
艺术家的可悲，莫过于太执着于做一个艺术家，这会使艺术家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以大师为标志的艺术史面前，而不是痛感到自己存在于这个活生生的时代中。一旦语言、技巧、风格成了艺术家的目标时，艺术家就变得像工人不得不上班那样，艺术便在“自律”的幌子下，失去了它生命冲动的自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