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若干可能——魔幻现实主义的流行性考察(3)

关键在于，作家是不是在这种“非常规”的情节和操作中，完成了对人物以及小说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
当然，荒诞的情节和元素并不仅仅只是制造“魔幻时刻”的唯一手段。在更高的层面上，结构上的魔幻、时空上的并举才是此类文学和影片的高妙之处。在马尔克斯的大作《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的文字和墨尔基阿德斯的手稿被有意识地放在一起并举，合而为一。于是，作家的写作被自然融入到了小说的世界架构之中，现实和虚构的界限被模糊。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用多结果的叙事模式，展现了时间和事件的多种可能性的奇妙——而博尔赫斯也在小说中开了一个玩笑——小说的主题也是分岔的。更为奇妙的是，这种创作方法被用在影片之中，能带来更为复杂的结构和观影感受。在《改编剧本》中，查理·考夫曼写进了三个情节和三个时空：现实的空间里，主角费心修改自己的剧本，而当他在遇见小说作者之后，他把自己也写进了剧本之中。而在过去的时空里，有两个故事，一是3年前女作家撰写《兰花窃贼》，二是5年前兰花窃贼培养珍贵的兰花品种。
而在虚拟时空里，这群人——包括剧作者自己，一起相遇，展现出了极为复杂细密的结构关系。而这种复杂，也提供了一种“魔幻”的体验——影片的主题多种多样，可以站在多种角度解读，而所带来的美学感受也不尽相同。相对照来说，同样是查理·考夫曼编剧的《纽约提喻法》的结构更为直观。一个戏剧导演，突发奇想，要重新再现一整个城市的原貌，而他的野心又异常博大，他要用与城市相同规模的舞台和人口来再现自己的世界。于是塑造出来的世界中又有了一个要“再现”世界的导演，于是他又做了一个同等规模的舞台。这种套层结构，在考夫曼的其他作品，诸如《傀儡人生》、《危险思想的自白》中一样可以寻见端倪。这种影片，真正在文本的意义上有了文学性的价值和深度。

躲不开的政治
任何文学的、文艺的新形式的出现；任何的文学的、文艺的运动；任何的有关于文学的、文艺的风吹草动——无论你是不是愿意承认，都和政治的跌宕起伏、政权的更迭交替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的文学工作者，都会关注社会的动态，都会表述社会的变迁，并表现社会中的人。换而言之，政治，是这群人无法躲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反乌托邦、超现实主义；还是在政治禁锢年代出现的苏联诗电影和样板戏；抑或是在动荡、革命和荷尔蒙的年代里出现的新浪潮——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如果具体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当中，我们则能看到，这种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社会限制的文学与电影模式，更是一种“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相辅相成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