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名的变化看文化交流

一部部文学作品是构筑文化交流之桥的一块块砖头，但当我们审视它们的封面的时候会发现，译名的风格是有变化的。从小说名字的翻译及演变，人们可以看出文化交流的进程、译者不同的翻译理念以及市场对文学的影响。

在近代，国内翻译外国文学之初，林纾就翻译了狄更斯的多部小说，比如《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即《奥列佛·特维斯特》）、《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孤星血泪》（即《远大前程》）等，林纾还把托尔斯泰的《复活》译为《心狱》、把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译为《魔侠传》、把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为《黑奴吁天录》。林纾在《黑奴吁天录》的序言中提到：“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这种概括原书大意的译法影响至今。优点是拉近了跟读者的距离，缺点是模糊了小说的西方文化背景，读者通过译名可能不明白小说的内容。例如“复活”有多重含义，“心狱”则只突出了男主角的赎罪心理。
这种意译是一种委曲求全，既有时代的局限、对国外的不够了解，也有市场的因素——正因为民众对国外不了解，才会忽略外国的文化因素，提炼共通的主题，从而把书卖出去。例如，为了突出情感，韩中一把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译为《两情人》，孙致礼把简·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译为《姐妹俩》，王央乐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罗慕拉》译为《仇与情》。有的译者还会概括书中的主要矛盾，如顾涛、高瞻、龚见明把多丽斯·莱辛的小说《金色笔记》译为《女性的危机》，姜允麟把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译为《灵魂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