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名的变化看文化交流(3)

就文学作品名字的翻译来看，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直译。这类在翻译作品中居多数，包括人名，如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等；地名，如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等。
二是在直译的基础上简化。比如林纾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译为《安娜小史》、孙法理把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译为《苔丝》。
三是在直译的基础上补充关键词。这样可以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比如张谷若把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译为《弃儿汤姆·琼斯史》，补充了主人公的家庭背景；曹庸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塞拉斯·马南》译为《织工马南传》，补充了主人公的职业；郑克鲁把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译为《基度山恩仇记》，报恩和复仇正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原元、齐志颖把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译为《绝望·奋争——奥基·马区历险记》，把关键词绝望和抗争作为主题，同时在副题中保留了原名。梁实秋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译为《尘世情缘——吉尔菲先生的情史》，也是把原名放在副题里。
译者前后译同一部作品却出现译名变化的情况也比较多，这体现了译者理念的变化。例如方柏林翻译奈保尔的小说，初版译为《河湾》，再版译为《大河湾》，变化不大，其实没必要改；魏立红一开始把菲利普·罗斯的小说直译为《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新出的版本则译为《背叛》，其实不太妥当；萧天佑翻译的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后更名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是一个跟原版更接近的翻译方法，更贴合卡尔维诺那种“未完成”的创作本意；于冬梅、宋瑛堂翻译安东尼娅·拜厄特的小说，初版译为《隐之书》，再版时尊重原著，译为《占有》。
如今更多的是直译，毕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广泛，很多陌生的文化变为生活的常识，一些背景性的介绍就没必要了。当《哈姆雷特》走遍世界，就没必要用《王子复仇记》来点明主题和人物的身份了。
本文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