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写给安娜·卡里娜的电影情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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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非连续性的世界观在本片中不仅仅呈现为坚定强烈的戏剧性需求与矛盾冲突的缺失、人物行动的随意性与薄弱动机、散漫即兴的情节等内容特点，还在形式（视听语言）上有着多种繁复的体现，这些剑走偏锋的实验性手法无一不在打破着传统叙事电影所竭力营造的连续性、稳定性幻觉，昭示着戈达尔独具特色的“反电影”美学。

牵系起形式与内容的场域是语言，一如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诗句“语词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解构语言是消解连续性幻觉的有力手段。
影片中，卡里娜和布里亚利、贝尔蒙多曾数次提及法语的语法问题，诸如“如果把形容词放到名词后，意思是否不变”（正经回答应该是要分类讨论，因为少部分法语形容词置于名词前后分别有不同含义）、“‘女人是一切灾难的根源’的谓语动词单数与复数皆可”等。而在影片中后段卡里娜与布里亚利的一次电话争吵中，导演将两人的近景镜头来回快切，使双方的言谈渐次叠加在一起，从而逼迫观众努力辨识对话中的信息。
这种语言上的实验是戈达尔十分感兴趣的，试举几个他在新浪潮时期的典型探索：《蔑视》（1963）中不同语言的翻译文本中出现大量的错误，但对荷尔德林诗章的翻译则是一字不差；《狂人皮埃罗》（1965）里，看似线性的剧情时不时被文字逐渐分离、解构的日记画面所打断，人物的口型与观众听到的语言有错位；《周末》（1967）则让角色持续对着银幕发表没有章法的长篇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