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疯娘(2)

母亲不识字，象很多鲁西农村妇女一样，特别尊崇卜算之类的异术。我三岁那年，一个卖芦席的（鲁西一带都习惯用芦苇编的席子做炕席），路过我家讨水喝，见到我时，顺口说了句“这孩子命硬犯克”。母亲便当了真，连忙把我的生辰八字，一一告诉了那个卖芦席的人，那人白白喝了我家一痛开水，还卷走了我家仅存的3毛钱，做为“封礼”，并给母亲指点了破解之术：给我认个干娘。
家庭的接连不幸，加上卖席人一痛的“白话”（我们这一带把不靠谱，唬人的话叫白huo），我被定义成了全家的“克星”。母亲曾对我说，生我的那年，邻居刘大娘家的凤比我大十三天，因刘大娘生了六个全是闺女，到凤这里是最后一个，还是闺女。在农村，如果家里没男孩子传家，就是无后，就会被人看不起。刘大娘多次找人登门说和，有意把凤和我对换一下，母亲同情刘大娘，勉强同意了，当刘大娘抱着凤来换我时，母亲说什么也不换了。母亲一直说，那次娃娃幸亏没换成，要是换成了，她会愧疚一辈子的。
我们这一带把压麦场用的石碌碡，叫石马滚，有认石马滚做“干娘”风俗。林副统帅叛逃的那年，大年三十晚上，万籁俱静时刻，母亲把我从熟梦中叫醒，用碗端着三个白面馍馍，拽着我来到了家前的打麦场里，在一个石马滚上摆放好馍馍之后，摁住我跪下磕头，懵懵懂懂的我，说什么也不跪，屁股在挨了重重的几巴掌之后，我“啊啊”地哭着被母亲又拽回了家，因我的奋力抗争，干娘没认成。
我的“命硬”，成为了一直萦绕在家庭上空的阴影，在母亲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一个深秋的清晨，我在院子里手捧着野菜团子狼吞虎咽，伴随着“大娘婶子行行好，给点吃的吧”的乞讨声，我家那扇豆腐架似的破宅门被吱呀呀地推开了，只见一个花白头发，肩头斜挎着蓝布兜袋，身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衣服，手持半截木棍的乞讨人走了进来，我当时扔下手里的野菜团子，哭着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赶忙把我抱进里屋，从碟篮子里（鲁西一种用高梁秸上节杆编的，盛干粮、盛食物的用具）掰了一块“净面”窝窝（不掺杂野菜、红薯面等杂物的玉米窝头），递到了那个人手里，当年，在我家只有病中的父亲才能享受这种高规格“待遇”。接着，又给那人舀了一碗棒子（玉米）糊粥，那人在院子里吃完喝完之后，安静地离开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疯娘，那时，我真的不知她是男是女。
可恶的贺二嫂，不光给我起了“破”这个再难听不过的乳名，更可恶的是在她的怂恿之下，母亲给我认了疯老妮这个“干娘”，贺二嫂死后多年，我一直还在忌恨她，忌恨这个裹着小脚，爱抽烟、爱喝酒的东北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