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不确定性的经济学(2)

换句话说，各种理论模型、经验积累和政策工具共同打造了应对经济冲击的十八般兵器。一方面，这个兵器库越是丰盈和丰富，越有助于扩大关键时刻的政策选择空间。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事件发生的情形都会存在差异，既然各种备选方案之间不仅是择优汰劣的关系，而且可以交叉、融合和互补的方式展示它们的价值，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各种理论和政策储备都有机会因地、因时制宜地采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实践及得到提升的知识主动寻求和推动理论范式的转换，对经验和教训进行重新叙事，指导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
宏观经济学包括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周期理论的研究涉及应对各种短期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其中，针对以1929—1933 年大萧条为代表的经济危机原因的探讨，被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这一领域的理论权威和实践者伯南克获得了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增长理论不仅探索国家兴衰之源，还从较长期的视角研究周期和波动问题。这方面的热点领域之一是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停滞”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量化宽松政策取向的研究。从问题导向出发，既然中国面临的增长制约已经转到需求侧，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理论需要实现从关注供给侧到同时甚至更加关注需求侧的范式转换。
增长理论还热衷于探讨生产率提高的途径，因而也就要关注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等话题。虽然微观层面的创新是持续不断、层出不穷的，但是作为一种蜂拥现象的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直线式一往无前的，因此这个领域也涉及周期、波动和不确定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在遭遇冲击的情况下，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受损甚至中断，创新活动也可能受到损害。与此相关的产业政策研究常常会产生一个倾向，把占据科技革命先机作为一种国际竞争，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一些国家还会把技术脱钩作为打压他国的手段。
借助此前讨论过的熊彼特范式，我们可以知道，企业家的职能之一就在于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从微观层面获得企业盈利的同时，在整体经济层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既然冲击会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造成难得的创造性破坏结果，充分抓住和利用这个提高生产率的难得时机，就应该纳入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并在政策和实践中予以妥善的应用。
国际经济学也需要与周期问题打交道，经济全球化一直具有起伏跌宕、盛衰交替的特征。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高潮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同、全球大规模的减贫和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这本来是经济全球化的预期效应，在以往的全球化高潮中从未达到过。然而，一些发达国家把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外迁，纷纷诉诸体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的逆全球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