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不确定性的经济学(3)

在很大程度上，各种手段都以中国为竞争对手，极尽遏制和阻挠之事。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的断裂也加剧了这一趋势。面对这种大变局，经济研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回应是修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借助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认识大国博弈中的对抗倾向。也就是说，政治家获得政治支持（即赢得所需选票）的动机最终会压过通过国际分工尽皆获益的经济学逻辑。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在政治考虑或者政治经济学考虑之外，也有足够多的理由，需要借助本土化创造产业韧性的优势，克服过度追求效率的全球化脆弱性。
其实，这些观点旨在说明，经济固然可以全球化，政治终归是本土性的。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虽然有助于人们从理论上认识逆全球化的趋势，抓住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抗行动的根源，但是它无助于从政策上找到破解僵局的解决方案。按照这种范式的逻辑，逆全球化是一个可以得到确认的必然过程，因此，各国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中国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抉择的依据是全球化及世界经济自身的变化逻辑，而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基于他国情况的政治学逻辑。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取向：第一，基于已取得的技术水平、得天独厚的规模经济、集聚效应和超大规模市场，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第二，利用世界经济多元化、多样化和多极化的新格局，在更高水平上和更宽广的范围内继续开放；第三，通过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更充分和广泛地分享发展成果，构建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韧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应对各种风险和冲击因素的最后保障手段。经济学认识到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也着力于探索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政策抉择中也尝试处理安全感与灵活性的相互促进关系。例如，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统一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有计划地撰写了关注人类安全的三部曲，即2019 年关注不平等、2020 年讨论人类世风险及2022 年以不确定时代和不稳定生活为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可见，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定感，需要把认识向前推进一步，即福利经济学和社会哲学也面临范式的转换。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列举出实现公平正义的三条可选路径：一是从功利主义出发，把公平正义视为一种福利最大化的算计；二是基于自由至上理念，认为公平正义就是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三是认为公平正义涉及尊重和认同德性和良善存在。
他本人推崇的是第三条路径，认为公平正义是一种共识、定义和判断。人类发展史和思想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前两条路径未能导向正确定义下的公平正义。因此，根据时代要求、共同特征和中国国情确定公平正义要求，以制度建设的方式予以保障，应该是我们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