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三大文化圈的融合(3)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批判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推行重商政策，鼓励贸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满足本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五条盟约中有两条关乎跨国贸易：“敬老慈幼，无忘宾旅”，“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提出要保护往来客商和不得限制粮食贸易。在此后的会盟中还提出降低商业税、关税、建设和维护道路以及统一度量衡等的贸易促进政策。 三大文化圈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左传》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说明三晋和楚越两大文化圈之间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晋姜鼎和戎生编钟两件青铜器的铭文就记载了晋昭侯六年，即公元前740年晋楚两国间的一次大规模贸易活动。根据有关论释，晋姜鼎铭文“嘉遣我锡卤积千辆”，是说派出晋国所赐予的盐1000大车，戎生编钟铭文“嘉遣卤积”，也是指用盐进行贸易。
贸易的地点在“繁汤”，即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阳。这次贸易的目的是“取厥吉金”，也就是用盐交换铜。晋姜鼎和戎生编钟都是以这次贸易所得的铜铸造的。《管子·轻重戊》记载了齐楚间的一次贸易：齐桓公听取管仲的建议“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虽然齐人买鹿是贸易战的计谋，但也充分表明楚越文化圈和齐鲁文化圈间密切的贸易关系。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大功臣范蠡功成身退，改名为朱公，在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经商。《史记·货殖列传》：“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源自于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物质需要的贸易往来具有自生自发的动力，“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它不仅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也极大促进了城市和交通的发展，大大加强了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河之大者，运通南北。中国地域广大，山川险要。不同文化圈之间山水相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但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障碍。三晋、齐鲁和楚越三大文化圈纵贯我国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四大流域，这些河流又都是东西走向。这就使得南北交通不仅无法享受舟楫之利，反而受制于江河天堑，仅凭陆路无法通达。人工开凿的运河就成为重要的交通孔道。 《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与齐国争霸，修筑邗城（今江苏扬州蜀冈附近），又在邗城之下开凿邗沟，并利用射阳湖等天然湖泊，沟通了长江、淮河。这是我国最早见于明确文献记载的运河。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了乘舟到黄池与晋国会盟，又在商鲁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据《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