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同志舞厅消亡史(8)

直到敏敏在平湾剧院做生意的时候，大概是在1989年夏天，有一次警察来冲。
“正好是我们跳到最闹猛的辰光，好几部警车就这样停在楼下，我们都不晓得什么事情，一群警察从门口就进来包围我们了。”
警察进来，也不说舞厅犯了什么条例，直接让上海人和外地人分成两堆，分开做笔录，写下籍贯，以及为什么来和来这里干什么。一个领队的警察吼着让此地的负责人出来，众人只认敏敏，于是警察让敏敏搬把椅子坐到两堆人的中间，扬言要把他送到“2号跑道”里，意思里是要把他关进去。
“我问他我犯啥法了。警察老凶，讲‘侬开各种舞厅不要负责啊’。吾讲‘吾又不是老板’。警察讲‘个么伊拉为啥讲侬是老板’。吾讲吾只不过是带人过来的，各地方不是吾的。后头平湾剧场的老板也被推出来，拿了把凳子，坐了吾旁边。”
做完笔录，警察命令所有的上海人疏散回去，但所有的外地人要跟他们回去。人来人往混乱时，敏敏和老板仍坐着不知怎么办，一个年轻的警察问同事怎么处置他们，那一位竟然一扬手说，算了，放他们回去吧。敏敏竟因此顺利离开了现场。
第二天，消息四起。流言传来传去，重合度高的故事便成了事实。据说所有的外地人隔天就被遣送了回去。而在遣送的人群中有一个杭州人，碰巧家里有报社的背景，就把该警察局告上法庭。这纸诉状的结局如何，则众说纷纭。有的说警察局吃了搿头，领导被换下去，有的说法则是不了了之。
“到最后我们到底犯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莫名其妙被弄得那么吓人。”
敏敏怀疑是圈内人士看这里的生意好，心生嫉妒去举报的。
“我晓得是撒宁，个宁一直盯牢我，要跟我一道做生意、分钞票，哪能可能呢，不可能带的。”
经此一事，一向不顾忌许多的敏敏也开始对一些细节谨慎。即使在男女舞厅里，跳“抱抱舞”的时候熄灯也是一件平常的事，但他特地关照舞厅的灯光师，无论什么舞种都不要关灯，以免落人口实。
“侬之后哪能还敢开呢？”我问。
“为啥不开，他们要抓我们是没道理的呀，我们只不过是跳舞，又没脱裤子，侬凭啥来抓我。”
三个月、三个月、三个月，敏敏每家舞厅的寿命都不约而同地在三个月后终止。
直到1990年，敏敏把生意迁到“来来舞厅”，才结束了这个厄运。二十年来，这处“同志之地”终于再也没遭受打扰。
在那段红热的日子里，敏敏还有心思做些锦上添花的活动。在票价还是八元的时候，敏敏开始在礼拜六组织反串表演，当天票价抬高两元，多进账的钱请一帮朋友穿女装、戴假发，或唱歌跳舞，或T台走秀。有人至今仍记得，当时有一个舞蹈专业出身的男人，一袭女装，光脚在舞厅里跳了一曲《红色麦当娜》，引得全场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