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厂》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是“美国梦”的破碎还是全球中产的挽歌？(6)

《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加]娜奥米·克莱恩 著 徐诗思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克莱恩认为，在这一转包机制的加持下，跨国公司已退回到19世纪的剥削水平：每个环节的制造业者相互竞价，把价格压到最低，然后再抽取利润，最末端的工人于是只能拿到层层盘扣后的微薄薪水。在这个过程中，贫穷国家的工人固然获得了以前不曾有的工作机会，但他们的获益也远没有官方宣传的那么多。克莱恩在实地考察了菲律宾甲米地出口加工区后发现，那里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公司的“法外之地”：为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厂竞争，工人薪资被压到了堪堪温饱的水平，工作时间过长，福利保障几乎没有；政府则因为害怕外商撤资，而不愿干涉加工区内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立场很难强硬起来，因为“节省劳动力”的铁律一直强有力地指导着资本的流动方向。“由于产业对上涨的工资、环保法规及税金躲得极快，工厂必须有机动性……细查其转包的历史，工厂降落在每一个新驻点的步子都越来越轻。”克莱恩指出，为了进一步压低成本，承包商甚至也会模仿跨国公司，关闭人力成本上涨的母国工厂，转而去劳动力依旧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设立新厂。
新自由主义全球竞争为那些为工资而工作的80%的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失落，数据显示，他们的工资自1973年起一直在下降。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实际上是由全球工薪族共同承担的。《新阶级社会》援引《经济学人》一篇发表于2006年的报道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化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工作，而且同时压低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工人的工资。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会的衰落。强大的工会曾是工人的筹码，迫使雇主就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问题上做出让步，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统摄一切的当下，工会得不到官方支持，又被雇主污名化为侵害工人利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