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厂》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是“美国梦”的破碎还是全球中产的挽歌？(7)

有研究发现，强大的工会“有利于道德经济，使公平薪酬的规范制度化，同样惠及非工会工人”。也就是说，工会对雇主的牵制能在全社会起到树立规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降薪裁员、福利下降不应仅仅被视为蓝领工人的困境——“节省劳动力”的铁律终将向上蔓延，威胁白领的工作保障。事实上，在把美国工厂关闭、将投资和生产移到海外以削减劳工成本后，大公司早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削减中层白领雇员。《新阶级社会》指出，在1990年至2000年间，失业对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年薪在4万美元以上的人的打击最为严重。白领员工的裁员被解释为“组织重构”，即中层管理者和监督员被追踪职员工作的新计算机系统所取代。
在《美国工厂》的结尾，一位福耀高管向前来视察的曹德旺介绍，工厂将如何通过引进机器人来取代效率依然不够高的工人。这一幕足以令不分中外的观众心中警铃大作：如果说懒散的美国工人已在勤奋的中国工人面前败下阵来，那么人工智能无疑是对所有人的降维打击——毕竟人类效率再高、再顺从听话、再踏实肯干，也比不过机器。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是最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群体，但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在对白领员工造成威胁。
“AI教父”尤尔根·施米徳胡贝（Jürgen Schimidhuber）在参加上海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期间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超越人类的机器终将出现，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一台主动生成数据的机器，为所有的行业带来变革。这一前景固然激动人心，但问题是：那些被机器取代的人应该怎么办？变革推动者们或许会将这种担忧斥为21世纪的卢德主义，但当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摆脱“生产工具”，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不再成立，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观念将个人成败归结为“适者生存”的个人问题时，谁还能够（或在意）保障个体的福祉？
“今天的权贵们比以前的执政精英更讲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以各种形式灌输：不受政府束缚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文化，经济运作效率等等。在实际中，这种意识形态为许多观念提供了理由，这些观念则把少数人集中权力和财富视为合情合理的事。”《卫报》专栏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认为，一个劲宣扬“别无选择”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极大胜利，然而一个常常被掩盖的真相是，特权阶级从中捞取了绝大多数的好处，而非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