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往事：他赢过、输过、想再次来过的赌厅岁月(5)

盗亦有道，辉煌不再

黄山一事，惹得何大志麻烦不断。“我的赌厅位置好，有十几张台，每个月二三十亿洗码，盈利不错。”黄山逃走后，债主纷纷找上门。前来挤兑存款的赌客，短短数日便提走了20多亿元。
那一日，何大志正在珠海陪太太看电影，接到赌厅打来的电话。一位女客户大吵大闹，声称不见他不走。第二天何大志赶回赌厅，从地下停车场到大厅，他一路上都被打手围困。“没有100个也有50人，回归后没见过那么嚣张的。”一群人围着何大志，并拦住员工，不让他们报案。何大志也不是省油的灯，直骂“滚”。场面一度失控。这位女客户请何大志去房间内谈判，最终透露了她的真实目的。“让我把赌厅给她做，这样就没事了。”
何大志当然不怕恐吓，转身走人。打手们既不闹事也不离开，守着贵宾厅入口，不放客人进来。“搞了差不多20天，我的生意全没了。”更叫何大志愤怒的是，他明明与澳博签了协议，安保问题一向由赌场负责，但这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赌场认为声誉受损，“还要我赔1000多万。”
何大志不服气，反告澳博，说自己损失了8个亿。官司打到中级法院，依然是输，“说合同不合法”。直到今天，何大志的金麟贵宾厅已经空了6年。他干不过以洗米华为代表的第二代厅主，又没有其他应对方法，赌厅一间接着一间被收走。
“我对澳门没信心了。做赌是不好，但盗亦有道。现在的赌业不同于以前，需要耍手段骗政府，这样的生意没意思。”何大志说，新加坡和日本开放赌业的历史不如澳门悠久，但管理规范，监管严格。所以新加坡在2021年超过澳门成为世界第一赌城。“学学人家吧，”何大志恨铁不成钢。
澳门的博彩政策经历过几次变迁。澳门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盛力向我们介绍，回归之后，为打破垄断，特区政府曾引入竞争机制。2001年，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博彩法》（《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实施，赌牌（博彩经营权牌照）由一张改为三张，外加三张副牌，公开拍卖。20年过去，旧的博彩法存在严重滞后。盛力认为，“不论是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配合国家的内外政策，澳门的博彩政策明显是力不从心的。”
更大问题在于，澳门经济结构单一，严重倚靠博彩收入。盛力说，“澳门是一个捞偏门的城市，博彩业自然与黄赌毒在一起，博彩产业太强大，淹没了其他行业，最高峰时占到财政收入八成以上。” 而且，博彩业的兴衰，也跟澳门与内地、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资金流动关系密切。比如，外资博彩就占澳门赌博收入的一半以上，盛力的解读是，他们的确对澳门经济做出了贡献，但也与境外不友好势力关系复杂。而中国资本不正常地向外流动，“又引起国家担心，甚至误会。”遇到新冠疫情的打击，“澳门好像做了一场梦，被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