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戏剧节：当乌托邦能被反复抵达(3)

去年的争议令观众们谨慎甚至警惕了起来，于是今年，你能轻松地在网上搜到一篇篇类似“乌镇戏剧节防踩雷指南”这样的帖子。当戏剧创作者穷尽脑汁的创作、实验和探索，被购票的观众们视作“地雷”的时候，我们知道乌镇戏剧节和它的受众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谈论乌镇戏剧节的特邀剧目对于大部分购票观众是否过于“先锋”，首先得谈论何为“先锋”。
如今在中国戏剧的语境里谈“先锋”，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联想到孟京辉的作品。孟京辉在《好奇心日报》的采访中对此的回答是“我觉得挺棒的，我用了他妈二十年才占据这词儿，也不太容易呢”。
二十年是个粗略的说法，那股关于先锋的风潮更早还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最早以先锋姿态进入大众视野的创作者来自文学，余华、苏童和格非都是这样的作家，当他们以集体的面貌出现时，先锋作家们在尝试以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文学叙事来突破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美学要求。

《绝对信号》剧照
戏剧和文学的发展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里开始的，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高行健创作出了剧本《绝对信号》，这个剧本经林兆华导演后在北京的戏剧圈引起了热议。近40年过去后，有人把这部作品的剧场版视作是小剧场运动和先锋戏剧的滥觞。那时候的先锋更多的指向一个具体的行动，而非某个可被诠释的概念。高行健、林兆华和牟森都曾在这个行列之中，尝试以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戏剧手法创作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