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戏剧节：当乌托邦能被反复抵达(4)

作为一场发生在艺术创作的运动，谈论它的开始比谈论它的结束容易，高行健不写剧本后就出了国，林兆华的先锋戏剧远不如现实作品卖座，牟森的戏又因为强调行动而没有剧本传世，只能通过后人的讲述和视频来还愿当时现场的情景。只有孟京辉，他的先锋戏剧能作为故事和成果被同时保留下来，《恋爱的犀牛》每年能实现近200场的巡演。
所以再提到先锋这个词在戏剧里的具体含义时也会突然出现变化，比起真正行走在前沿的探索行动，这个词更接近一个充满感情的姿态，深层的内容能直接和孟京辉的戏剧表达相挂钩，关于年轻、关于理想主义以及关于不在乎评价标准的叛逆。完成这样的叙事，确实用了好多年。
出于对80年代历史的想象空间，出于孟京辉作为成熟创作者舞台语汇的准确，出于孟京辉确实表达出了人们理想中的青春和坚持……人们认可孟京辉的“先锋”，到了更为年轻的创作者身上这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恋爱的犀牛》作为“票房神话”大获成功后，孟京辉在北京东直门有了自己的蜂巢剧场，除了《恋爱的犀牛》这里也在排演其他具有孟京辉风格的戏剧作品。2008年孟京辉开始牵头举办北京青年戏剧节，向年轻的戏剧导演提供演出平台，从创办初在这一平台演出的作品就能鲜明的体现出某种属于先锋的审美取向，敢于自我表达，敢于尝试新的形式，敢于不同。
这其实是和80年代小剧场运动挺相似的语境，但08年的观众毕竟没有经历过70年代，艺术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和当初大为不同。看到这样的作品时，面对困惑他们会先质疑一句，“你是不是在搞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在这样的质疑里无疑是个贬义词，更多人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自己看不懂的东西表达愤怒。
真正的行为艺术也是艺术，在大众视野里比较有名的阿布拉莫维奇和弗朗西斯·埃利斯都是行为艺术家，只是中国的行为艺术家最初的活跃时间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的作品满含对于意识形态的质疑和商业化批判，和当时的大潮又过于不同。很多人接触到这个词语时，表面有不少被传播网络污名化了的东西。
事实上，北京青年戏剧节面对的质疑和诘问从未停止，但这个平台依旧在坚持同种风格，一走就是十二年。这期间在北京青年戏剧节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导演同样在坚持创作，只是更偏离于中国主流文艺的评价语境，10年过去，李建军、李凝和王翀这样的导演也都到了更多其他国际的戏剧平台上交流演出，算是在另一个维度里交出了自己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