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这个违背人性的残忍实验，没人起诉吗？(4)

其二：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曾是东德守卫的英格·亨里奇，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因为他射杀了试图爬过柏林墙的平民克利斯，使他成为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英格·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上级长官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他。
法官当庭指出：“你的长官让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
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关于实验的现实思考
可见，服从权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征服道德规范、同情心和社会操行的强大驱力。
人们温顺地服从非正义的权威是危险的，因为会滋生很多邪恶。而事实上，不论正义与否，迷信权威，都是危险的。
日常生活中，通过父母、宗教领袖、教师和政治人物的教育，我们充分地学习了无异议地服从权威，并享受其带来的好处。
但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 Roger Brown,1986)认为：“打破习惯性服从的‘反服从训练’，其必要性不亚于消防训练”，因为惯性地服从权威，服从集体潜意识，可能会让我们失去质疑和创新的活力，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会是僵硬的、从众的、按照某种脚本执行的。
比如听父母的话，小时候做礼貌周到的小孩，长大了结婚生子，工作后考公、爬职级。
我们不停的向某个群体靠拢，寻求认可，生怕被说是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