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张爱玲《小团圆》与晚期风格(10)

“九莉unsympathetic，那是因为我相信人性的阴暗面，除非不往深处发掘。”（同前，313页）这基于她对文学本质的信念，即作家应当描写最熟悉的生活，更须发掘人性深处。有趣的是现在学者普遍怀疑“自传”的真实性，而她用“索隐”法写《小团圆》已具小说特征，她却反复强调其“自传”性，甚至包括她的母亲。她在1979年2月11日致邝文美和宋淇的信中说：“我在改写《小团圆》。我一直觉得我母亲如果一灵不眛，会宁愿写她，即使不加以美化，也不愿被遗忘。”（同前，406页）小说里写到楚娣与九莉陪蕊秋看了九莉编写的电影，蕊秋对女儿的成就感到满意，“蕊秋对她的小说只有一个批评：‘没有经验，只靠幻想是不行的。’她自己从前总是说：‘人家都说我要是自己写本书就好了。’”（286页）因此张爱玲自信在完成她母亲的未遂之志，似乎也是一种“还债”方式，且认为母亲不会反对她这么写。
其实《小团圆》里的蕊秋美丽而放达，富于激情与艺术气质，婚后一再红杏出墙，这样大胆的“新女性”在现代文学中难得一见。九莉对蕊秋尽管不满，却没有传统道德评判的意思。张爱玲在1968年10月9日给宋淇的信中说：“我从小‘反传统’得厉害，到十四五岁看了萧伯纳所有的序，顿时成为基本信仰。当然Fabianism（费边主义）常常行不通，主要是看一切人类制度都有perspective（观点）。我对犯规的同情也不限adultery（通奸）这一项，而且也不是confessor（神父）式的同情。好在又不‘身体力行’，也就各人‘信’之所安就是了。”（同前，180页）“费边主义”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手段推进社会变革，虽然张爱玲觉得它“常常行不通”，但尊重个人选择成为她的“基本信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的描写，如果说九莉对蕊秋的浪漫不以为然，那么无关乎道德评判，而是从女性独立的立场出发——与小说里九莉的爱情叙事密不可分，对女性的用“情”不无自警与自省的意味。
《小团圆》是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体小说。作者追求“真实”，当然是她记忆中的“真实”，另一方面强化现代叙事技巧，“震惊”也成为一种美学修辞。社会学上“震惊”属于一种都市心态，如1903年席美尔（Georg Simmel）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所揭橥的：大都会的形成给精神生活的感官方面带来与乡村或小镇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态，人们在大街上被瞬息变化的速率与汹涌而至的视觉冲击所主宰，其中各种元素互相冲突与融汇，由是“构成了大都会所创造的心理机制”（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1950，p. 410）。这一论述为后来都市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有趣的是张爱玲不仅对都会的“震惊”习以为常，且有嗜痂之癖。她生来喜欢刺激的东西，对于市声喧嚣、万景变幻的都市生活照单全收，“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谈音乐》，《流言》，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212页），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