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丽：“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3)

”言辞过激，近乎攻击，已经不属于学术范畴内的讨论了。

周作人（1885-1967）和胡适（1891-1962）现在距离日记出版，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李慈铭生前自诩的“日记百年万口传”，倒也真的实现了。然而这位百年前的名家、大家本人，并未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读其日记之人，不乏猎奇隐私者，或仅摘抄史料者。能持一份同情之理解，带点温情与敬意者，并不多见。台湾学者蔡长林在《长日将尽，典型夙昔——李慈铭学术批评中所见的乾嘉情怀及其意义》一文中，以充满同情与敬意的态度，深入探析了李慈铭的学术情怀与精神寄托，我认为很中肯、到位。马忠文老师说过，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最好的方法。作为非历史专业的人，我对晚清历史的略微了解，也正是通过十多年来阅读、点校李慈铭日记积累起来的。
二、与张星鉴、桂文灿的交往、切磋
在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名师名弟子一学数传及家学传承几代的繁荣景象，比比皆是。道光以后，世局多变，战争、天灾频仍，学者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挑战。经学衰败，但经师仍不乏其人，如著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邵懿辰在咸丰初年回乡，于杭州闭门著书。期间李慈铭曾两次至杭州省城考举人试，也曾去游玩，与这位学问、风节名于时的乡贤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因为他彼时志不在此。
咸丰四年（1854），李慈铭和越中文学青年成立言社，沉潜于歌咏美人香草，即便是与同龄、同城而居的学者平步青、傅以礼二人，也毫无往来。面对谭献的拜访，他仅以诗歌相切磋。咸丰九年（1859），因科举考试不顺，李慈铭出资捐京官。到北京后，他继续与言社的陈寿祺、周星誉、周星诒唱和诗词。后来因和周氏兄弟决裂，他便脱离了由乡情、文学活动维系的交际圈，转而投身钻研学问。
李慈铭对各地宿儒名师了解得并不真切，但只要友人官某地，他的关注点便触及到某处。他的考察方式，除了借接风、饯行之诗酒文会向以科考、述职等事入京的朋友们当面请教外，还与他们殷勤通信，询问当地的学林掌故、刻书编书、学术风气等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