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丽：“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5)

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正式与张星鉴结识。张氏曾以《刘礼部集》相赠，并慨借各种书籍。二人年龄、经历、学术旨趣接近，故而能惺惺相惜。同治二年（1863），张星鉴丁父忧，李慈铭为其父写家传，张氏则赠以孔氏微波榭《国语音》《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而后张星鉴撰《国朝经学名儒记》，以顾炎武为首，收录一百三十人。李慈铭亦着手编纂《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同样以顾炎武为卷首，总计收录一百六十五人。可以推测的是，他们在编纂二书的过程中，应该有过交流。

张星鉴：《国朝经学名儒记》

李慈铭：《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张星鉴关注过桂文灿，藏有桂氏《诗笺礼注异义考》，并与李慈铭分享阅读。在桂文灿所著《经学丛书》进呈后，潘祖荫曾将《孝经集证》《群经补正》两种转请李慈铭评阅。李慈铭对此有知音之赏，称桂文灿“禀承汉学，著述褒然。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惜未值其时，恐终无当耳。”当时李慈铭正坐馆于礼部尚书周祖培家。近水楼台，李慈铭对朝中风向、旨趣比较了解。同治初年，外有封疆大吏曾国藩、朝有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俱称理学名臣。学界内部有方东树、姚莹之攻击汉学。此时选择汉学，意味着逆流、孤立、落寞。故他断言桂文灿不能得到赏识，其后果然验证。可见，在同治初以乾嘉汉学之法治经，并不能得到官方认可和褒扬。
同治二年二月，桂文灿入京应试来访。因神交已久，二人得以促膝长谈。遗憾的是，桂氏落第。回到广州后，他写信给李慈铭，寄到徐灏《通介堂经说》一书，并告诉好友《学海堂丛书》的刊刻情况。李慈铭在回信中回顾自己治学历程的同时，还表达了对桂氏、徐灏的崇敬，并请他留意乾嘉间粤中第一学者陈观楼的著述。这种广东、京师间的互动、交流，对于学者来说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