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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没有历史的科学，而只有有关于历史的辅助科学，它要查明那已有的东西。对历史的见解本身而言，资料永远都是象征。反之，科学的研究属于科学，且只属于科学。它借助其技术的根源和目标去发现资料和因果方面的定律，别无其他；并且从它把目光转向别的某个东西的时刻起，它就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某个超科学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料才是不同的。后者一致地重复自身，前者决不会。后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实。不论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图象中显得多么密切相关，根本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如同一个人的历史图象的肤浅（因此是这个人本身的肤浅），毋庸置疑地是与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成正比一样，书写的历史的空洞无物，毋庸置疑地是与它在其中把建立纯粹事实性的关系作为其目标的程度成正比的。一个人对历史的体验越是深刻，他接受“因果”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没有意义的。
假如读者考查一下歌德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活生生的自然”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几乎没有一丝因果的踪迹，也能得到表述。在歌德看来，时间并不是一种距离，而是一种感受。但是，对终极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体验实际上为一般的学者所拒绝，他们只是纯粹鉴别性地分解和整理，既不容许自己去沉思，也不容许自己去感受。反之，在历史的情形中，这种体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证明这样一个悖谬的合理性：一个历史的研究者越少与实际科学发生纠葛，就越是对他的历史研究有利。
再借一个图表阐述一下：
十一
把一组或任何一组社会的、宗教的、生理的或伦理的事实确定为另一组此类事实的“原因”，这样做行得通吗？理性主义的历史学派乃至最新的社会学会回答说：“当然可以。”它们会说，这意味着我们在对历史进行理解，意味着我们的历史知识的深化。但实际上，对于“文明”人而言，这通常暗含着以一个基础性的理性的目标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的世界其实就没有意义。同时这还暗含有某一喜剧性的方面，即在他对终极原因的选择中，总是放任自己陷于一种最欠缺科学性的自由。一个人可以选择这一组或者另一组事实作为第一因——这是引起争议的无尽的源头——任何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学为基准来自称是对“历史进程”加以阐述。席勒在他的一个著名的陈词滥调中对这个方法给出了经典的表述，在一首诗中，他说，“世界的混乱”（Weltgetriebe）必当伴以“忍受饥饿和爱”（durch Hunger und durch Lie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