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门的高分图书《西方的没落》，活泼风趣的行文风格温柔的治愈你(32)

从理性主义发展到唯物主义的19世纪已经把这个看法变成了信条。效用崇拜达至顶点，及至达尔文，在他的世纪的名义下，牺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论。生命事实的有机逻辑被披着生理学外衣的力学所取代。遗传、适应、自然选择成为具有纯粹机械论内涵的效用性—原因。历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某个自然主义的“空间”运动所取代。（但是，存在历史的或精神的“过程”吗，或者说存在任何形式的生命“过程”吗？例如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这样的历史“运动”，与科学的运动概念究竟有何关联？）“过程”这个词消除了命运，揭开了生成的秘密，并且，看哪！不再有世界事变的悲剧，而只有有关世界事变的精确的数学结构。“精确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这个结构之上来阐述他的前提，即：在历史图象中，我们的面前有一系列机械性的“状态”，适合于做理性的分析，就像分析物理实验或化学反应一样；
且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标都能被分组归类，作为关于可见的表面的一个可理解的体系。这简单得简直令人吃惊。人们一定会承认，对于一个极其肤浅的观察者，得出这样的假设（就他的个性及其世界图象而论）可谓信手拈来。
就这样，饥饿和爱
由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学家无法从我们最成熟的和最严格的科学——物理学——中汲取教训，谨慎的教训。即便我们同意他们的因果方法，他们运用这一方法时所体现的表面性也是一种鲁莽。既没有理智的教规，也没有敏锐的见识，而只是放任一种怀疑主义，那是我们操控物理学假设的时候所固有的。
如果说物理学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成熟的科学，那么，生物学——它的任务就是去探究有机生命的图象——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薄弱的科学。所谓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纯粹观相的活动，对于这一研究，除了借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过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说明。歌德研习矿物学，他的眼界同时自行结合到地质史的一个纲略中，在那里面，他所钟爱的花岗石的意义，几乎等同于我所谓的原始人在人的历史中的意义。他研究了一些著名的植物，研究了生物变形的原初现象，以揭示所有植物生存的历史的原始形式；进而，他又对在那时还没有被充分掌握的植被的纵向上升与螺旋上升的趋势提出了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他对骨化现象的研究整个地是基于对生命的沉思，这一研究使他在人身上发现了“颔间骨”，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脊椎动物的颅骨结构是从六种脊椎骨发展出来的。
这所有的种种，没有用到一个因果律的概念。他感受到了命运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在《奥菲斯的秘语》中所表达的：